“三楼不停。”她面无表情地。

“那——”我迟疑了一下，回想起1989年见到的行动困难的萧老“老人家怎么办？”

“老人走路啊！”电梯“小姐”不太耐烦，显然觉得我的问题有点儿莫名其妙。

回到外交公寓，电梯小姐坐在大门口和别栋楼的小姐聊天。和往常一样，她们的手里总有一把头梳，时不时梳理着刚刚洗过还潮湿的头发；膝上总摆着一份读皱了的北京晚报。她们坐在台阶上，望着门外夜幕渐拢的天空，交换生活里点点滴滴的大事小事。

手里的水果挺沉的，我踏进大门。您好。麻烦您。

“没辙啦！我说您看着办吧！”她们的话音一点儿也不被我的出现打断。两个人像上了电池似的同时起身，往电梯平行挪动，头梳和晚报也跟着浮进电梯。“你知道小刘昨晚见到谁了吗”

五楼。谢谢你。

“我还以为她早出了国，原来呀，婚没结成，人家回澳大利亚去了”

语音、身体、头梳、北京晚报，又像幽浮一样缓缓飘下。

望着电梯渐渐合拢的门，我突然彻悟：在她们的眼里，我才是凳子和按钮，我才是那嵌在电梯里的时明时灭的灯，她们对我是彻底视若无睹的。不把我当“人”看，她们才活得下去。

我松一口气。

五楼！

199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