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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道是空的，空下来让英雄行走。人群密密麻麻挤在两旁，踮起脚尖，伸长着脖子，眼睛望向远伸的空街，充满兴奋。头上乌云密布，暴雨急打下来。

十六岁的瑞典少年夹在情绪紧绷的德国人群里：“没人在乎那暴雨，所有的热切、所有的光荣，集中在一个人身上。他站在黑色的车上，慢慢驶进广场。他看着那大声呼喊泪流满面中了魔似的群众他踩过红地毯，步上讲台。突然之间整个安静下来，只有雨打石地的刷刷声。领袖，说话了。”

“我从来没见过那样强烈的情感爆发，”瑞典少年说“我和别人一样大声欢呼，一样举手行礼，一样感动地大哭，一样爱死了这一切。”

这是1934年的德国古镇魏玛。

瑞典少年带着满腔憧憬乌托邦和伟大的激情回到故乡，发现他身边的人和他一样地雀跃。长他数岁的哥哥成立了瑞典纳粹党，身为牧师的父亲以投票支持。他的老师每年夏天赶到德国去参加党卫军开会，他的亲戚长辈们在茶余饭后热烈地讨论纳粹德国的美好。

十多年之后，当人们终于不再怀疑纳粹确实屠杀了数百万犹太人的时候，印格玛还固执地说那是反纳粹的恶毒宣传。等到证据堆积如山，多到他哑口无言的时候，他就陷入一种绝境：他开始怀疑所有曾经信仰过的东西，而且对他自己，充满了蔑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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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格玛出生在一个牧师的家庭里。牧师将他宗教信仰中人臣服于神的关系直接运用到家庭中，形成子臣服于父的关系。犯错、处罚、忏悔、赎罪，是印格玛的烙印。

若是湿了裤子，小小印格玛得整天穿着一条小红裙作为一种羞辱。犯了错，家法是一支扑打地毯灰尘的藤条。孩子脱下裤子，趴在地上一个垫子上，被按住头和手脚，然后由父亲施刑。藤条过处，皮开肉绽，再去上药。较轻一点的惩罚有多种形式：不让吃饭、打手、撕头发、禁声禁足。

或者，被关进一个漆黑的壁橱里。佣人告诉孩子，橱里藏着一种专门吃孩子脚趾的动物。印格玛恐惧得全身发抖，死命地攀着头上的衣架，蜷起双脚；小小的人就吊在半空中，在黑暗里。

印格玛的哥哥个性倔强，做父亲的遂以最坚强的毅力粉碎儿子的抵抗。孩子幼小时毫无自卫能力，常被打得头破血流；长大时，就试图以自杀逃避压力。印格玛的妹妹深受溺爱，这种溺爱又使得妹妹完全放弃自己的意志，以之博取父母欢心。

印格玛自己？“我的应付办法是把自己变成一个骗子。我外表是一个人，内在是另一个人，两者之间没有一点关联。”为了应付父母的极权统治，印格玛制造出一个替身，让这个替身去说谎、欺骗，使印格玛的内在自我得以躲在一个较安全的角落里。

大约在这个时候，印格玛发现了电影这个东西。从完全的虚幻中，光影交错可以织出真实的人物和动作。幻想与现实、替身与真身之间的分野更模糊了。还没有人知道，这个老把幻想当真、真当幻想的孩子，印格玛柏格曼，日后要成为20世纪最重要的舞台剧和电影导演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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