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学后我彻底改变了台山口音，人也变得活跃多了，自认识了阿斌和阿新后，从此融入了高垌山村。放学，是我们的世界，童年，随便在屋边的泥地里一蹲就可以玩上半天，或玩扑克、军棋、做三和做镬，或玩挖坑挖灶，或玩陀螺，或弹黑榄核等，晒得满脸黑红的我们，浑身夹杂着泥土的芬芳与汗酸的咸臭。

千万要记着傍晚6时后要回家做家务，这是母亲经过千万次的强灌高压后给我的条件反射，母亲要背着幼年的小弟参加生产队的劳动，近7时才放工回来，她一回来，就要看到装满两担水的大镬头的水烧烫了，以便用于全家人洗澡，就要看到用柴火煲熟了的饭，就要看到去菜园摘了经过洗干净的菜回来，还有喂猪喂鸡。若不完成这些，我们三弟妹就得挨骂，我做大，骂得最多的就是我。

我不敢怠慢，放学后不管玩得如何兴起，也要叫回来二弟及妹一起做家务活，我挑水，弟煲饭，妹去菜园，本来很好完成，但最麻烦的就是弟发脾气，不听安排，他知道多数挨骂的是我，所以他不紧张，往往把我气得哇哇叫，我只得做多，先是空出锑煲的粥用于混糠喂鸡，然后用柴起火让弟看火煲饭兼用草烧水，去郁井坑挑水及喂猪是我的重任。

妈妈一个劳力支撑这个家很不容易，生产队的工要开，二、三岁的小弟要带着，家里经常没柴火了，吃完了米要挑谷去很远的地方碾，自留地要种上农作物，还有菜园要管理，做不完的活压得她喘不过气来，十岁左右的我，在家里已变成了一名男劳力。

十岁以后我开始上山打柴，那时不觉得自己年小，学校也有交柴的任务，于是傍晚4时多放学后曾很长的一段时间都和阿斌和阿新上山打柴，那时不觉得辛苦，也不觉得肚子饿，只觉得好玩，天黑前有一捆柴带回家就可以避开了做家务而妈妈也不会骂，有时还会得到表扬。自然，做家务就落到了小我岁半的二弟身上，他也尝过了挨骂的滋味。

白马山脚下有一座很小型的黄姜坑水库，打柴前我们先下去游泳，再上山吃饱山捻，然后砍柴。因为水库曾经溺死过人，所有家长都担心自己的孩子下去游泳，我们被举报了，又被妈妈骂了一场，最惨的是阿新，因为他是独子，我不知道他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是怎么管服他的，后来他就很少和我们一起打柴了。我和阿斌一如既往的去，除了打柴外，还砍包粽芒、剥药用树皮卖给收购站。

我和阿斌真的够老友了，经常去他的家，活动项目自然增多。中午放学，大坑的瓮缸凼经常有我们游泳捉水贼的身影；油罗坪的百年老黄榄树下有我们的足迹；忘不了牛庵坑下雨天的钓鱼；微地山黑榄树我们几乎都爬过，知道哪棵树有鸟窝；晚上，还打上手电背上装青蛙用的窝筐照青蛙卖给养母鸭的计叔。比我大两岁的阿斌聪明、活跃、勤快、点子多，乐于助人，外乡归来的我从他的身上学到了高垌农村小朋友在成长过程中应该懂得玩的东西。

早上，我起床要特别早，当母亲下了米放了一大镬头的水后就赶我起床烧火，母亲要趁着水道的水还清时赶紧挑回大水缸，然后去菜园、或上山割草、或去自留地干活，早上8时才赶回，匆忙吃过稀粥后又要参加生产队的劳动了。我烧熟了一大镬头的粥后还要叫二弟起床一起用黑榄角吃粥返校，还未入学的妹负责照看还在熟睡的小弟，等妈妈干私活回来。

四年级的暑假我已经要参加生产队的劳动了，不单是为自己的家庭赚工分，而更多的还是学校临放假前要求学生这样做，还专门派了李老师进驻我们的生产队带学生劳动，最记得的是和老师一起在寨脚的牛栏里槌碎泥砖头做肥的情景。几天后老师不来了，我们被叫去在收割的稻田里送稻扎给踏脱粒机的社员，后来又去了赶牛炼田，也曾拔过花生和耪田基草等，生产队的农活都基本上做过了。年终评工分时妈妈回来告诉我，我被评6分工一个劳动日。

高垌离公社有8公里多，难得去赶墟一次，走路1。5小时，山村里长大的小孩子都炼就了好脚力，包括我在内，一天来回步行16公里不成问题。每次赶集，母亲都要给我肉票，叮嘱我一定要去食品站买0。92元/斤的猪肉回来晚上全家人加菜，改善一下当天的生活，这是我最乐意做的。我平时卖芒卖山草药卖青蛙有几块钱，赶集最主要的是去书店，我的钱大都是投入到了自己喜欢的连环画上，几年下来，我的连环画有几十本，每当同学来我家，我第一时间就是拿出连环画大家一起分享阅读。

晚上，没有电的高垌，漆黑一片，村民们都很早睡，夜静得很，我往往在煤油灯下看连环画、读书，记得三年级时，我花了整整一个星期的时间，写了我有生以来的第一封信给远在台山的父亲，在豆点大的火苗、昏黄的灯光下诉说着母亲在高垌带着我们四人的苦。

1976年，打倒了“四人帮”全国上下拨乱反正，宣告文化大革命结束，父亲也从台山调回了罗定一个偏远的镇上工作。七七年，我小学毕业，父亲带我去了那个镇读初中，那年我十二岁，自认进入了少年时代，开始了另一种崭新的生活。几十年过去了，我始终忘不了童年所走过的那一段艰辛的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