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大业十二年，玄奘随其兄入汉川，北至益州，适逢空、景二法师，从之受学。继而至高僧大德云集的成都学习。武德五年（622年），玄奘于成都受具足戒。后玄奘游历各地，参访名师，讲经说法。

在四五年里，通过众多名师的指授，玄奘对“大小乘经论”，“南北地论”、“摄论学说”等均有了甚深的见地，闻名蜀中。但他并没有满足，武德七年（624年）到相州（今河南省安阳市中西部），相州是当时摄论学的中心，玄奘从慧休学《杂心论》，又到赵州（今河北省赵县境内），随道深学《成实论》，再回长安从道岳听受《俱舍论》，并向武德年间来华的中印度波罗颇迦罗密多罗（简称“波颇”）咨询佛法。

早在南北朝时，佛教学术界就开始了“一阐提众生有无佛性”的论争。到玄奘时代，北方流行已久的《涅槃经》、《成实经》、《毗昙》学与真谛在南方译传的《摄论》、《俱舍论》，构成当时南北佛学的主流。但玄奘师通过学习，深感真谛等古德译著不善，致使义理含混，理解不一，注疏也不同，对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分歧很大，难以融合。特别是当时摄论、地论两家关于法相之说各异，遂产生去印度求弥勒论师之意。

鉴于法相学形成北方地论学、南方摄论学的差异，如何融合二者，成为玄奖思考解决的问题。武德九年（626年），此时适逢天竺僧波颇抵长安，玄奘得闻印度戒贤于那烂陀寺讲授《瑜加论》总摄三乘之说，于是发愿西行求法，直探原典，重新翻译，以求统一中国佛学思想的分歧。

贞观元年（627年）玄奘结侣陈表，请允西行求法。但未获唐太宗批准。然而玄奘决心已定，乃“冒越宪章，私往天竺”，长途跋涉五万余里。[11]唐太宗贞观二年（628年），二十九岁的玄奘，玄奖为究竟瑜伽唯识学，始道途西行。

公元643年，玄奘载誉启程回国，并将657部佛经带回中土。贞观十九年（645年）正月，玄奘到达长安。

这时，唐太宗为了辽东战役，已驻跸洛阳。太宗得知他回国，立即诏令在洛阳接见他。玄奘奉诏匆忙上路，当月二十二日启程，二月初一在洛阳宫仪鸾殿受到太宗接见。

唐太宗深感欣慰，与玄奘并坐问道：“法师当年西去取经为什么不报道朝廷得知”，

玄奘道：“玄奘当去之时以再三表奏。但诚愿微浅朝廷不蒙允许。无任慕道之至乃辄私行。专擅之罪唯深惭惧。”，

唐太宗笑道：“法师出家后与世俗了断，所以能委命求法惠利苍生”。

唐玄奘回国后得到了唐太宗的礼遇，从此唐玄奘名垂千古，但是这里面还有很多疑问，唐玄奘有没有来过这个地方这些金禅与他有没有关系，就在董廷华想着关于唐玄奘的传说时，眼前突然出现了奇怪的一幕····！(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