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伯的去世

前天晚上七八点钟，接到老家二哥的电话。说伯父去世，并和我约好第二天早晨在老家集镇买花圈、纸钱。昨天上午吊唁后，大家谈论着似乎与丧事并不相关的一些话题。下午一同送伯父遗体到殡仪馆火化。今天按例应该是“上山”（下葬）。尽管按照风俗，八十多岁的老人去世，丧事当喜事来办，但每每静下来，内心就有一种淡淡幽幽的悲凉情绪。

静心想来，我与伯父接触也不多，相互了解也不多。我还是在殡仪馆火化前的告别仪式上，听主持宣读的程仪中，才知道伯父是1923年出生的。

我印象中伯父跟他名字“广良”一样，很善良。从没有听过他跟什么人有过什么误会及冲突。从他的遗像的眼神中看到的是那样平淡，既看不出困惑，也看不出苦痛，更看不出有什么不了的愿望。眼神中读到的似乎是人生本来就这样平平淡淡的，读到的是“人生一世，草木一秋”与草木一样的自然零落，无怨无悔。但我觉得这才是生命的常态，不做作，不伪饰。

大伯和所有中国农民一样，勤劳淳朴。生有一女、一子。据说年轻时，那个不甘寂寞的大妈，带着女儿，逃异地。最后，把女儿嫁人，落在北京。自己几经改嫁，并不如意，晚年很凄惨。而大伯带着儿子，过过一段艰难的日子。后来，大哥进了县城红极一时的水泥厂当电工，后来厂子倒闭下岗。尽管没有念一天书，但凭他天资聪慧能读书写字，还无师自通，掌握一手修理电器的手艺，下岗后反而更加忙落。大伯的日子才好过一点。但平淡的大伯孤寂一生，对沉浮的命运似乎并不在意，一直在田地劳作，似乎跟田地有着深厚的感情。

我每次回老家，习惯在河堤田塍闲逛。有一次，看到大伯弯腰一路拾着散落路边的麦穗。他的眼神已经不好使，我叫了一声：“大大（方言，大伯）。”他停下来，似乎费了好大的劲望着我。我当时担心他认不出来，他却叫着我的学名。我才感到，有时我的担心是多么的多余。

昨天，还听大姐说，有一回在一个河堤，看到大伯，叫了一声“大大”也担心他分辨不出。但出乎意料，大伯竟叫出：“你是月香吧？！”并说自己上集镇回来迷路了。可见，亲情是凭着感应的啊。

听长辈说，我们袁家滩在解放后，分为东西两个生产队。为了平衡人数，我们家族唯独大伯父子甘愿分在东队。

不像祖父和父亲读过书，大伯没有念过书。可能当时家境败落，大伯又是长子。当然那样年岁为生活奔波，读过书的人并不多。但有一回，听东队的人说“老广良的秦琼卖马说的好哩”我才知道大伯还有这样的本领。也模模糊糊回忆起儿时我和几个小朋友，在某个冬天，坐在大伯家的草窝子（农村冬天烤火所用草编物具）里烘火，支撑着脑袋听大伯讲罗通扫北。

大伯生命的最后阶段是在床上，听母亲说，他在北京的女儿很孝顺，从北京赶来，精心照料一个多月，最后大伯终于安详的走了。

父亲的去世

突然间，又想到我父亲。在我们六个兄弟姊妹眼中，他是很怪的人。能写一手漂亮的毛笔字，过年时，前后三村的村民总排着队，请父亲写春联。父亲总是让我和妹妹在前端按着红纸，充当活镇纸。一不留神就招来一顿臭骂。父亲还喜欢看书，还喜欢写古典诗，在用蝇头小楷誊写，自己定成一册。那时没有计划生育，父母四十多岁还留下我和妹妹。小时我最玩劣，总是偷偷撕了父亲的个人诗集，扎四角（纸包子）和小朋友打纸包，父亲知道了，按例臭骂我一顿。但最终只是无奈地摇头叹息。

父亲十几岁就参加革命，当新四军的税务员，解放后当新集镇税务所所长，一向孤傲的父亲，后来在运动中被小人暗算，一气之下，回家务农。他原先的部下大多升官发财，父亲在村里当个村长，也不改其乐，没有什么愤然不平。十三中全会后，在母亲的鼓动下，父亲还多次上访，申请平反。其中有一个部下当了六合县长，在重病弥留之际才想到我父亲。但我父亲感到疲倦，已经无意这些蜗角虚名。

父亲身体一向很好，因为我读大学，近七十岁还不想吃闲饭，在乡轮窑长看门。我工作不久，某天记得是老家二姐的电话，说父亲不行了（去世）。我很震惊，失意了整整一个多月，很消极，感觉人生多么的虚幻。

后来知道，父亲去世的前一天晚上，很兴致很高，和安徽、河南等外地来打工的农民工一起喝酒，喝了斤把白酒。还被这些精神生活匮乏的农民工纠缠不过，演说了水浒传中精彩的段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