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校警室出来，他看到宋还被关在警车里，一脸愤恨地看着自己。陶郁想不出这件事从头到尾自己有什么地方做错了，宋剽窃数据和论题，赖自己和老安德鲁不让他发文章；违法合同和保密协议被开除，赖学校毁了他前程；刚才在路上追骂，身上还有刀，被警察扣下又觉得是自己在害他。

“到底是我有病还是他有病？”进家门时陶郁忿忿道。

常征安慰地拍了拍他说：“有时候人的病不一定是心理或者身体问题，教养缺失，没有基本的是非观念，这种人医生救不了。”

陶郁暗想下次去见心理医生时，要问一问宋辛鸣这样的是不是也算被迫害妄想症。他扒着卧室门框做了几个引体向上，长呼了一口气，感觉心里不那么压抑了，转身去卫生间洗漱。

常征也随之松了口气，这几个月他的神经一直绷着，在陶郁面前做出放松的样子是怕给对方压力，事实上一点风吹草动都让他提心吊胆，同样对方的每一点进步也让他看到希望。这一个多月的治疗效果还是很明显的，今天出了这样的事，在没有药物辅助的情况下，陶郁最终控制住自己的情绪，能够有条理地给警察讲述整个过程，这实在是意外的惊喜。

陶郁打开墙上的药箱拿出抗抑郁药，抬头发现常征站在洗手间门外，正从镜子里注视着他。他挑了挑眉问：“你看什么？”

“头还疼吗？”常征走进来拿走药瓶问道。

“还行……”

“那就等会儿再吃……”

陶郁对着镜子，看着对方从背后搂住自己，低头在耳后亲吻，触觉上带来的隐秘快感和浴室里明晃晃的亮光形成反差，在视觉上刺激着他，渐渐唤醒体内某种难以言喻的兴奋和悸动。

“明天给adrian打个电话……”常征低声道。

“嗯？”

“你不用加入他的俱乐部了。”

陶郁：“……”

那天以后，陶郁再没见过宋辛鸣。有人曾在中国城的餐馆看到他打黑工，也有人说他去了加州，那边中国人多，打工的机会也多。陆陆续续听到这些消息，从时间上算，宋的签证早已过期，陶郁想这人大概是铁了心不打算回国，黑在这连身份都没有，不能用信用卡，随时要躲着警察。他想不明白这是图什么，自己最困难的时候也不曾这么没尊严地活着，也许像对方说的，花了很多钱很多时间申请出来，没脸就这样回去吧。

如果不是因为那篇论文，宋辛鸣踏踏实实念完硕士，即便没发表过文章也不影响他找个实习工作，像很多留学生一样，慢慢转工作签证，或是实习期满后回国发展。他本来可以有不一样的人生，至少不会像现在这样活得像角落里的老鼠。陶郁不知道宋辛鸣有没有后悔，或者依旧怨恨他人，那都不关自己的事了。

陶郁的生活在恢复正常，之前那种对任何事都提不起兴趣、对人群的疏离感逐渐消失。五月汶川地震发生后，他和学生会的朋友在学校活动中心门口组织募捐，募集的款项通过驻芝加哥的中国领事馆送回了国内。八月北京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