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国卿把搪瓷缸子塞我手里，说道：“咱还是回去吧，在春日町住着，干啥也方便。我还得回趟北平……”

柳叔眯缝着耷拉的眼皮，浑浊的眼珠子却异常灵活，滴溜溜围着咱俩转。我借口说有事儿不回去，有部分原因是不想与刘国卿分开，还有是因为不知道该怎么面对太太。

愧疚的潮汐受月球的引力愈发激昂，在身体里鼓动着，仿佛是一瓶没开盖儿的汽水，虽守口如瓶，内里却咕噜噜冒泡，搅得天翻地覆。

刘国卿用鼻子吸口气，吸出了“嘶嘶”的声音：“……我太太和师傅还在北平，于情于理，都要回去听听他们的打算。”

我问道：“要是让你一块儿去日本呢？”

他摇头道：“我可是中国人。这次回去，我也是存了离婚的心思……”

“离婚？！”气色和音调都翘起尾巴来，我竟不知是惊是喜，又暗骂自个儿自私，“你可想好了，你不是说你师父对你恩重如山吗。”

“我心里有数，你甭管。”说完又对柳叔道，“您稍等，我进去拿点儿东西，然后就回市里。”

我捧着缸子灌了几口水，挡住偷乐的嘴角。末了，一抹嘴巴，一挥袖子，十足的义薄云天：“上车！”

给柳叔分了些应急的钱财，我们便在春日町分道扬镳。他一路再向北去，我们则拐个弯儿就到了。

翌日，我去四平街的顺吉丝房找邹绳祖，扑了个空；又到他的宅子去寻，仍不见着；最后只好上小盗儿市场，问了李四。

顺吉丝房歇业一月有余，一些个伙计都回了老家。抗日胜利，奉天的日资企业亟待整顿，却迟迟等不到政府接盘。失业的工人望穿秋水地等着、盼着，可是如邹绳祖这般尴尬的身份，却是不招人待见。有些忘恩负义的竟放话说，从前为了糊口，不得已放弃了国之大义，而今再不会糊涂下去，助长“卖国邹”的气焰。好像自己是个为五斗米折腰的大英雄——然而据我所知，邹老板可不姓“周”，与整日埋在鸡窝里的那位没半点儿关系。

不过，这些言语可以理解。过往的十来年里，除了向日葵，底层没人物亲日。此刻大家又都成了后羿的后裔，连带对向日葵愈发红眉毛绿眼睛，瞧来瞧去瞧不上眼。曾经教书先生都再不教司马光的“唯有葵花向日倾”一诗。而又因前一句是“更无柳絮因风起”，遂不敢提谢道韫，连带着《世说新语》也烂在了肚子里头。只可惜“司马光砸缸”的典故家喻户晓，三岁孩童亦可讲得头头是道，教书先生总有些清高风骨，弯不下腰将这朵“葵花”安在别人头上，只好每每将司马光一言以蔽之。又由于太妇孺皆知，因此也没人质疑他的教学方法。

李四挺壮个汉子，搁我面前一把鼻涕一把泪道：“……咱老板没随着老板娘去日本避风头，可留下来，出门就被那帮不讲理的打了一顿，脑袋上呼啦家剌了老长一道口子！只有我鞍前马后地伺候着，才稍稍缓过来些。可我也上有老下有小，没时间天天盯着，唯恐他再有个什么意外。您说他也没干过啥伤天害理的事儿，凭啥无缘无故就挨了打！”

我没吭声，心想你家老板贩卖鸦片，这还不叫伤天害理？

李四讲究忠义，倒叫我高看一眼。我打断他的哭诉，问道：“那他现在搁哪儿呢？”

他说了个地址，竟也是南城，只是更偏郊外。李四道：“依先生，老板对您上心极了，请您务必要帮帮他！”

“这话不用你说，我还能闭上眼睛任他挨打？”我说道，“你现在回家了，他有人伺候着没？”

李四道：“上周从上海来了一位姓白的小姐，带了两个丫鬟，大包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