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厂开工了，确切地说，只有一个车间，纺纱车间开了工。马克斯照料纺纱车间全力以赴，整天整天不出来一步。因为每逢开工，机器总是常出毛病，他也就变成车工、机械师、工人和主任了；他无处不在，几乎什么都亲自动手。准备出售的第一批纱已经打好包，通过了公司检查，这给他带来了很大的喜悦；他感到自己的努力苦干得到了充分的报偿。
博罗维耶茨基也是一样全力以赴，如痴如狂地从事其他车间的收尾工作，因为他想在冬天来临以前全部开工。
而莫雷茨，则管理工厂的全部商业事宜和一部分行政工作。
他也奋发努力地工作，因为他想，这是在为自己工作。他正在越来越牢固地掌握工厂的所有权，但是工厂依然需要金钱。卡罗尔没有现金，所以莫雷茨便亲自奔波，一方面通过代理人，最主要是通过斯塔赫维尔切克东扯西借弄钱作支出和付工资之用，另一方面又偷偷摸摸地假手他人买进博罗维耶茨基的股票和期票。
他还注意到，格罗斯吕克说博罗维耶茨基工厂开工后波兰人会抬起头来的话，实在不无先见之明。
在罗兹已有风闻，说波兰人正在制订几项建设工厂的计划；更糟糕的是，舆论界还为此大吹大擂，有人对用户证明犹太人的产品是便宜的劣质货，因此在某些阶层的用户中就产生了某种抵制运动。
许多跟一等富豪家族、要求颇高的富有主顾们打交道的办事员们，开始收集博罗维耶茨基厂的产品类型的情报。
可这都是毫无根据的担心。莫雷茨有一次无意识地向卡罗尔透露了，卡罗尔高兴得哈哈大笑了一阵，说：
“都是夸大，言过其实。你只要想一想，咱们厂哪能跟别人竞争？人家布霍尔茨一年生产一亿米，莎亚门德尔松几乎把一亿米投放市场，我这一千几百万米算得了什么？能够挡住谁赚钱？而且，更不用说我想生产的不是本国的品种、而是外国品种了。如果干得好，如果有了钱，可以迅速扩建工厂，到那时候也许能跟生产廉价劣质货的厂家竞争一下子。我倒是常作这个梦，必须朝这个目标努力。”
莫雷茨一语未发，走了。
在楚克尔提出警告后，卡罗尔对他的注意严密多了，常常忧心忡忡地看到，莫雷茨抓钱抓得太厉害，在工厂投资投得太多，因而腰杆变得越来越硬，越来越多地提出自己的主张和办厂意见来和博罗维耶茨基的主张对抗。
他常常表现得不可容忍，横蛮无理，出言不逊，可是博罗维耶茨基不得不咬紧牙关、耐心听从，因为觉得自己依赖他，腰杆不硬。
“金钱，金钱！”在这种情况下，他心里愤愤不平，看着自己的区区小厂，再跟和它并立的米勒的庞大工厂相比，一种强烈的、令人烦恼的嫉妒感立即攫住了他；他对自己也很生气。
他已经不记得，米勒的那些大房子是花了三十年盖起来的，是一座座盖起来的，里面轰轰隆隆的高大厂墙不知费了多少岁月的时间；他都忘了，他只想着开这样的大厂，一蹴而就。
同时，他算了一笔帐，即使他生意兴隆，那他的纯利也还不如他在布霍尔茨那儿领取的年金多。
因此，他为自己感到羞耻。
他的理想是迅速而巩固地成长起来，有几百万资金周转，让几百架机器、几千名工人把他团团围住，工厂急速运转，几百万几百万地赢利，耳闻目睹大工业的轰鸣和威力。他在布霍尔茨那里已经习惯于此；而在这里，他自己只有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厂，所有的车间不过三百人！
他不能飞黄腾达——他只能慢慢爬行！
他的渺小使他感到受屈，他的雄才大略在小生产、为几个戈比而讨价还价、令人厌烦的一分钱一分钱地节约的气氛中得不到施展。
首先让他头痛的就是他不得不去寻求比较廉价的涂料、比较廉价的颜料、比较廉价的煤炭、比较廉价的工人，还有就是为了金钱而不得不无尽无休地操劳。
“要是这样下去的话，非得制造廉价劣质品不可了。”有一次他对莫雷茨说。
“可是收入也多了。”
对他来说，又过去了忙忙碌碌的几个星期。
工厂一直开工，然而只是生产棉纱，出售棉纱；因为去年冬天，棉纱业倒闭不少，秋天一到，需要立即上升，所以棉花很贵，需要量很大，生产出来之后，立即就能卖掉。可是现在，其他车间也开了工，要生产，要储存。等销售旺季得等到严冬来临；与此同时，还一直需要新的、不断的投资，而贷款来源却没有扩大；恰恰相反，来源几乎完全枯竭了。
格罗斯吕克带头大搞阴谋；他们合伙干，用卡环卡住工厂的咽喉，破坏信用，拒绝贷款，散布危害诸多的谣言，说什么公司近期会破产。
正因为如此，博罗维耶茨基越来越烦恼，越来越频繁地注目于老米勒，反复揣摸，是不是可以多次请他作点牺牲，助以一臂之力。
可是他仍然踌躇不决，倒不一定是为了安卡，因为他心里明白，凭什么条件米勒才会出钱；他之所以踌躇不决，是因为他太骄气，因为遇到了接二连三的阻碍，心中十分恼怒。
他在很认真地考虑自己和自己的处境的时候，也嘲笑自己愚蠢的偏见，几乎咒骂他常常称之为怜恤心的那种多愁善感；因为这种怜恤，所以迟迟不能跟安卡一刀两断，跟玛达结婚。他听从了怜恤心的摆布。
这也许是因为他天天见安卡的面，逐渐了解了她的心境。她已经不再是原来那个欢快、直爽、信任他的姑娘，而好象变成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女人，满面忧愁，不动声色，听天由命。
他心疼安卡。
可是安卡呢？
安卡与以往判若两人。她憔悴了，脸上的笑容消失殆尽，取而代之的，在他看来，是深沉的、无法医治的悲哀。
她整天整天守着阿达姆先生，阿达姆先生不知怎么在十一月初得了中风；虽然救活了，却瘫在床上，只能稍稍动动双手，含含糊糊说一两句话。
她必须照顾他，忍受他有时候孩子般的反复无常的脾气。她为他念书，编造各种有趣的故事，因为，他虽然卧病在床，却因过惯了轻松活泼的生活，所以现在感到无聊已极。
她承担了一切，并不是因为她感到有兴趣，而是出自对公公的爱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