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灾和阿达姆先生的葬礼已经过去几个星期了。安卡没有参加葬礼。她搬到特拉文斯基家去了，在那儿养病。
现在她觉得好多了，可是还没有上街，因为才到三月，天气很糟糕，老是下雨，外面泥泞满地，又潮又冷。
她觉得健康已经完全复元，可是精神的平衡却恢复得很慢。
那个惊心动魄的夜晚，最后阿达姆先生的猝然死亡，在她心里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有时候她整天整天地呆坐着，凝望着某一个角落，朦胧觉得从这个角落里也冲着她发出了模模糊糊的呼啸声，夹杂着血红色的光亮，人们的嘈杂呼叫，叫她不寒而栗，她常给吓得晕过去，或象发疯一样地跳起来要逃走。
所以总得有人看守着她，让她逍遣，好不至于想起过去的事。
陪她最多的是尼娜。尼娜象母亲那样无微不至地看护着她，维索茨卡每天也来，而卡玛则整晚整晚地呆在她身旁。
她一天到晚在一间宽敞的侧房里坐着，这间房子现在象一间花房，里面到处是鸟儿的鸣啭歌唱，小喷泉水声潺潺，花香荡漾，十几株高大的山茶树已经开满了白花和红花。
安卡常坐在又矮又大的安乐椅里，情意绵绵地说：
“你知道，谁也没有象你们这么真心实意地待我。”
“你过去不需要嘛。我陪着你，觉得也挺有意思；你是我的模特儿，我当然应该关怀罗。”尼娜高兴地回答。
她正在给她画像，就取她半卧在铺着虎皮的椅子里的虚弱倦怠的姿势，背景是盛开的茶花。
这儿又暖和又安静，喷泉潺潺，水声催人入睡，象宝石碎屑流一样跳荡着喷起，然后落在白色大理石槽中；槽里有许多正在取暖的翠绿色小蜥蜴。
“今天卡罗尔来过吗？”尼娜又问。
“来过”
“说啦？”
“还没有，老是没这个勇气，不过，这几天我就把戒指退还给他，就算完了。心里沉甸甸的，沉甸甸的”
她不说了，眼睛闪出湿润的光泽。
她们不谈这件事了。日子一天一天单调地拖着，只有一点变化：一天傍晚，斯塔赫维尔切克来看望她。
她在花房里接待了他；她什么也没说，却久久地望着他。
维尔切克满面红光，浑身上下洒了香水，信心十足，说他已经跟马克斯巴乌姆订了合同，到春天在老巴乌姆的地皮上和马克斯一起盖一个大工厂，生产羊毛混纺头巾，准备跟格林斯潘竞争。
“马克斯先生的父亲现在怎么样了？”她问。
“难说啊，只能说他完全疯了。锅炉爆炸，又是大火，把本来就乾脆是空空荡荡的工厂全给毁了；所以老头子把整个地皮都让给了马克斯，把仓库里剩下的全部成品也拿了出来，甚至把保存下来的车间也卖了，把什么都分给了几个孩子，只求到死别再有人毁坏工厂的石头墙：那是他的一份特殊财产。他自己就关在里头，在那儿过日子。彻底疯了。我劝马克斯好歹把他爸爸送到一家医院去；那厂房的石头墙我跟他用，还满合适呢。可是他不听。”
“他有他的道理。请转告马克斯到我这儿来，行吗？”
“好呀。我知道，他早就准备好了，就等您完全恢复健康呢。”
他又坐了一会儿，大肆吹嘘了一阵，走的时候安卡也没怎么理睬他，因为她讨厌他。她赶紧搓了搓手，因为跟他握了手；他那双大手掌又冷又湿。
“我觉得他象一条爬虫。”她对尼娜说。
“是爬虫和野兽的混合物。这样的人有空就钻；非死在监狱里不肯罢休。”特拉文斯基插了一句，接着就冲安卡如数说起维尔切克跟格林斯潘的买卖事，和他钻营取利的种种伎俩。
“话是这么说，您不是也要接纳他吗？”安卡气愤地说。
“他已经来看过您了。以后我也得跟他打交道，因为在这儿不能纯粹把人分成好人和强盗，谁都用得着谁嘛。”
“可我再也不想见他的面。”
“好吧，我吩咐仆人就是。不过我说句话，您可别生气：我们这些人办公事总是得看需要，而不是看喜好。”说完他阴郁地微笑一下，又瞥了尼娜一眼。尼娜已经把画架搬开，她不想听见他们这些话，因为一听见就感到说不出来的别扭。她正站在茶花下轻轻地吹开粉色的苞蕾。
“生活真可怕！”安卡喃喃地说。
“倒也不见得。可怕的只是我们对生活的期望，可怕的是我们对美的理想，可怕的只是我们对善和正义的追求，因为这些东西永远也实现不了，永远不允许我们承认生活的现状。
一切苦恼的根源就在这儿。”
“还有希望！”尼娜插了一句，把一个花瓶放在安卡旁边的茶几上。花瓶里插着一束中国玫瑰，开着繁茂的黄色花朵，发出一股清香。
“卡焦，小心，别提那些讨厌的了。”
晚上，尤焦亚斯库尔斯基来了，最近一段时期他常常来为安卡朗读小说。安卡从他那里打听到了关于卡罗尔的各种详细情况和事务问题，因为卡罗尔虽然天天到这儿来，却从来不谈买卖的事。
“你父亲身体挺好吗？”她问。
“他监视清扫碎砖烂瓦的人，已经一个星期了。”
“你干什么呢？”
“我也在卡罗尔先生办公室里，因为巴乌姆老先生已经毁了自己的买卖。”他回答的时候更羞涩、脸更红了。因为这可怜的人爱安卡爱得要死，整宵整宵地给她写老长老长的情书，可是实际上信并没有寄给她，自己却又极其保密地给自己写了同样热情奔放的回信。理想爱人的名字他不透露，却在马利诺夫斯基家举办音乐会的时候拿来当众朗读。
“马克斯先生让我问问，他明天来看您行不行。”
“好，明天午后我等他。”她爽快地回答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