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部长关上了门，小声地对景翔和我说：“顾主席他从我这拿走了六千六百块钱，我怎么入帐啊？”

景翔说：“他怎么说的？”

“他说他用，也没说干啥用，我也不敢问哪！”

他们走了后，周一，我听顾主席在职工大会上说：“文化宫走廊里的玻璃我说了几次了？下了班把窗户关上，听吗？有一次刮大风，我看见了，我把它关上了。玻璃安了两次了，还是碎，我看也没人管。我不说拿公家的东西像爱护你自己的眼珠子那样去爱护吧，你怎么也得差不多吧”

黎部长打来电话，说他们没带钥匙，让我在办公室等着，要很晚才能回来。

晚上九点多钟，他们拉回了一大车的货，是包装精美的毛毯。

我听部长对景翔说：“亏得你去了！要是我，他们要的那个价，我就给了。你这个价，我可坎不下来。你坎价是行，再有这事还得带你去！”

景翔用毛巾掸着身上的灰，说：“他们不给我，我还上别的家找去！有的是，非得在他们那买？咱们要的量大，价格压得下来。”

景翔会做生意，也敢压价。

黎部长和景翔不但带回了用于表彰的奖品，还给工会机关的每个人都分了一个毛毯，包括干事。他们两人在机关的威信直线升高，因为这在以前是没有的事。虽然我们是搞精神文明建设的，但是，也经不起物质文明的诱惑，工会是个穷部门，给一点点的好处，就能听到一大堆的感激话来，不是虚伪，是真的感激。

中午，景翔开着自己家的车，送黎部长和我回家。在黎部长家的门口，他们从车上卸下了两个很沉的东西。有一个大的，我看见外面的图片是像带音响的录音机，那个小的，我没看清是什么。

黎部长又指着车里的另一个包装很好的东西，对景翔说：“那个，你拿回去。”

景翔点头。

我们再上班时，景翔说：“黎部长够意思！”

黎部长也说：“有钱别一个人花，一个人花就是病！”

顾主席出国的手续办下来了，去的是亚洲的几个小国，正好赶上很多单位开不出资的时候，有的职工有怨气，说，我们都快吃不上饭了，当官的还出去玩！

局里的其他主要领导也都出过国，去的是欧美国家，他们赶的时候好，内部形式还很安定，没有招来太多的抱怨。我在参加局里的一个会时，一个副局长从美国带回来的棉花糖给开会的每个人发了一块，我也吃了一块，和中国的棉花糖一个味。

顾主席让黎部长上他的办公室一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