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问他：“团的知识你学了吗？”

“没学。”

“连个手册也没发给你们吗？”

“没有。忙着中考呢，交了申请书，就入了，接着就考试了。”

信仰危机，不只是在团员中，在党员中也很严重。

我记得有一个对党员的不记名的问卷调查中，问：你相信能够在人间实现吗？

提出来了，就已经是个问题了。正因为相信的人少了，才有了这个疑问。

有一个党员在卷子上打了个对号——就是相信能实现，后面还附上了一句：那是佛的世界。

党员队伍中，真正信仰的有多少？表面上信，而实际上不信的有多少？假如把党员一个一个地用测谎仪测，会得出一个什么样的数字？应该是惊人的。把入党作为积攒政治资本、捞取个人实惠的人不是没有。在领导干部的提拔中，党员占有相当大的优势的。

很多党员出于一种自保的本能，而不说实话——党的多次运动把人锻炼出了这种本能。当一种政治运动来的时候，只要基调定下来你是错的，你就百口莫辩，没有人去为你辩护，或者说没有人敢为你辩护，也或者说即使是有人为你辩护了，他也会成为受迫害的一员了。文革就是个例子。谁敢保证文革以后会没有类似的政治运动、政治迫害的发生？谁能打这个包票？

人的信仰不是强迫你去信，而是发自人内心的自愿地信，从心里面敬仰它，膜拜它，这才是真正的信仰。不只是写在纸上、挂在墙上。人的思想不是靠行政的那一套，去严格管制才能管好。管出来的是人的表面行为，放松的时候，人信的还是自己的那一套。

党的管理存在着问题，而且问题很大，我能做的，就是把它们说出来。

实现，那个目标离我们的生活太遥远了！

我的人生同样缺少指导，缺少规划，我像迷路一样，不知道该信什么，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

迷茫。

回想这十二年来，情感生活占据了很大的一块，尤其是性，它是很难过的关，我不能回避这个问题。

与几个人发生的性的关系，是我人生中的污点，不管是以什么样的理由和方式发生的，都是不应该的。在我了解到了有关爱滋病的知识后，更为自己的行为而后怕：我在冒险和侥幸！他们几个人中，如果有一个得了这种病，传染到我，我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不但名声毁了，生命也毁了。今天这个，明天那个，不是什么好事。如果是现在，我是不会那么去做的。人要珍爱自己，珍惜自己。自重，别人才能尊重你。你首先就把自己放在那个位置上了，别人更不会尊重你了。

我的生活圈子很有限，认识的人更有限，别说是丧偶的，就是离婚的，都很少，即使是有离的，与我的年龄及各方面相当的也是少之又少。条件般配，也要看彼此能不能接受，不仅是双方，还有孩子。这个年龄有正是爬坡的阶段，孩子成长，上学，都需要花钱，负担很重。现在，又多是独生子女，都是掌上明珠，都娇生惯养的。再婚，不仅仅是两个人的结合，而是两个家庭人的结合了，即使两个人能合得来，孩子们能不能合得来呢？一些熟悉的人怕担责任，怕落下埋怨，也不爱给介绍。单身了这些年，条件太不好的呢，我也不想找，找不好了，再过不长呢？条件好的呢，也不想找我，人家还想找更年轻的，更没负担的呢。一晃，十多年就过去了。再婚这块，没有解决；性，也难以通过它来解决了。

我需要性，我又不能随便地就和人搞，我的骨子里还是传统的，但是，不解决，人也会疯。

我认识一个女孩，她有三个哥哥，两个姐姐，他们中有三个博士，有两个硕士，她没有考上大学，高中毕了业，她不念了。她想走与他们不同的路，通过自学，获得诺贝尔奖——当居里夫人第二。她经常上大学去看书，没有参加正规的学习，没有参加工作，这样过了五、六年，她疯了。光着身子跑了出去，见了人就想脱裤子。有人说她得的是春病，是性压抑所致，如果她有个男人，如果她结婚就好了。

几十年以前，假如一个中国女人的丈夫去世了，她能守得住寂寞，没有再嫁

人，死后，人们会为她立一块很高、很大、很华美的牌子，叫“贞洁牌坊”，她是样板，是标竿，人们歌颂她，赞美她，以使更多的女人们来向她学习。有一个女人在守了60多年的清孤后，临死之前，把她的儿孙们全叫来了，她张开手心给他们看，那里面是一道道到很深的疤痕，那是她自虐的痕迹，她向她的后代们说：“在我们这个家族中，将来如果再有丈夫死的，不要再让她守了，你们一定要记住我的话，要帮助她找个人嫁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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