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通过这边许多国内外报纸，邵鸿恺又读到一个与截然不同的中国。

他是邵家大少爷，对省城大户人家之间的交际从小熟稔于心。那是几十年如一日，任外头如何风吹草动，内里自有乾坤不变的。对大户人家来说，最大的惊恐无非来自兵祸和重税两样，兵祸能躲，重税能逃，苛政之下，这些人总有脱身之道。其余种种对他们而言，都是于己无关的，就连四牌楼那有青壮男子出门喝茶被抓了做壮丁，或是东山口吊犯人死尸示众一类的消息，也不过引起太太们牌桌上几声叹息而已。

可待他人在香港，却在各种铅印文字上，读到离这千里之遥的中国境况：故都北京政界热闹非凡，内阁议会轮番上场，新成员走马观花尚未为人所知，又有总理新人选开始亮相；各国银行团经过磋商又向政府借款多少万英镑，而这笔善后大借款还没料理清楚，大皇帝袁世凯却走到尽头。明明前几日的报纸还在讥讽北洋政府的国会犹如闹市私贩聚集，各谋其利，过几日却又有大幅报道，讲辫子军在一个叫张勋的人带领下进京搞复辟，小皇帝的龙庭没坐稳，没过多久，又让人轰下了台。

乱哄哄，闹纷纷，用风云际会来形容这个时代，说到底还是承载了美好的想象，而作为身处这一时代的普通年轻人，邵鸿恺却感到真实的彷徨而迷惘。

时代不同了。

那么，就算做到陈大官那样的人又如何？

就算能在政府与官员，督军与将领的更迭间见缝插针，趁乱捞钱又如何？满纸时事报道都充斥着“没钱”两个字，在国家千疮百孔的前提下，个人的暴富能维持多久呢？

何况，现如今早已不是嘉庆年间十三行称霸世界贸易的年代，祖辈们那些白手起家的传说早已无法在当下革故鼎新的洪潮中被复制，他如果想成为一方人物，只能另辟蹊径。

经过深思熟虑后，他入港大后转学法律，这时候他也不再拘泥于留不留洋这个问题，另一个世界的大门朝他悄然打开，他申请到去美利坚哥伦比亚大学深造国际法的资格，他已决心要走上一条与父辈从商截然不同的路，而在此之前，他需要完成一件事。

他需要有持续不断的大笔经济支持。

为此他重回省城，默许表姨妈为他奔走，他甚至穿上他的定制西服，一次又一次前往陈公馆。此时他早年入皇仁书院的经历没有白费，这成为他进入陈公馆的凭证，他成为陈廉伯在皇仁学院的“校友仔”，由此得以出入陈氏兄弟组织的荔湾俱乐部。他本就相貌英俊，出身名门，名校毕业，前程无量，有一次次在达官贵人的宴会上历练出来的知情识趣，一时间竟比他母亲要受欢迎得多。

他回省城已快三个月，但他一直没告诉苏锦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