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证明,宋无极的眼光是独到的,他的妻子也似乎能够从这种简单的生意中发挥出一些特别的才能,杂货店生意不错。从此以后,他们家基本上不再被饥饿威胁,他渐渐可以不再屈辱地为了几分钱几毛钱承受别人的侮辱,最后,当生意稳定之后,他索性不再工作,开始整日地泡在茶馆里。
茶馆的老板是一位叫胡凯的中年人,比他大十来岁,人生充满传奇。新z国成立之前,他是一个叫“袍哥”的帮会中人,但是朝鲜战争爆发时,他率先报名成为军人,出国作战。他闲下来的时候,喜欢跟宋无极说话。他很会讲故事,题材大多数是他在袍哥组织中的血腥生涯和朝鲜战争的惊险经历,宋无极很爱听故事,他们成了惺惺相惜的朋友。胡凯自我吹嘘,说他的战友中已经有人做到军分区司令,他之所以沦落为一个小小的茶馆老板,是因为在一次带领他们侦察班例行巡逻中,遭遇美军飞机。他因为能说会道,又习过武术,进入军队不久就被提拔为侦察班长。危急时刻他这一班之长见识过人,反应极快,立刻滚下大路,躲在路沟中。肆无忌惮的美机超低空飞行,距离地面只有十米,来回扫射,直到屠杀完毕才扬长而去。他从路沟中爬出来发现,除了他完好无损外,只有两位受了重伤的战友还活着。回到部队后,两位愤怒的战友指责他抢先逃跑,他据理力争,最后的结果是他的班长职务被解除,但没有处分。因为这一件事,他不能再被信任地派往前线,被调到后勤,反而因祸得福,保全了生命。战争结束后,他只得到了一枚志愿军纪念章。当然,这也并不是一无好处,凭着他的军人经历和这一枚纪念章,他的茶馆从来不用交纳任何管理费用。
宋无极对他的故事表示敬佩,但更多的时候,宋无极是对他从前在袍哥的经历和这个组织本身更感兴趣。这种昌盛于四川一省的民间组织,在新z国成立前时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势力庞大,结构严密,徒众遍布每一乡每一村。袍哥组织的成员,在任何一个地方,都会受到热情的接待和近乎无私的帮助,甚至后来加入“袍哥”成为一种有利可图的职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个组织比政府更有实权,比政府更得到普通百姓的拥护和信任,当人们受到迫害和不公平待遇时,他们不会向政府申诉,而是去找“袍哥”。“袍哥”在一定程度上也起了这种作用,袍哥组织中有严密的分工,负责解决这些问题的人会出面为寻求帮助者出谋划策,为争执的双方秉公处理,如果一旦作出判决,每个人都必须服从执行,否则就会受到残酷的暴力打击,远比政府更加迅速和严厉,所以这个组织也显得更有效力,更具威信。因为它的势力如此雄厚,当时绝大部分军阀、政客、社会名流,甚至省主席都曾经加入。新中国成立后,取缔一切非法组织,袍哥烟消云散,销声匿迹。
日子像河水一样平静地流逝,宋无极在一杯杯劣质茶水中泡去了他的岁月,如果没有特别的变故,他的一生,很可能就这样平淡无奇地过去,像大多数普通的pj人一样。但是,命运总是不停地给人不同的选择,一次,两次,让一些人走到他们本来应该走的一条路上来。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期对于所有中国人是一个转折,改革开放开始了,整个国家像从沉睡中苏醒过来的巨人,一天一天地显示出细微和显著的变化。那是一个激动人心和充满传奇的时期,经历了那个时期的人回忆往事,无不充满留恋和自豪:个体户,万元户,自由市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新的口号和现象,一夜之间摧毁了人们几十年的陈旧观念,许多以前连想都不敢想的事,一件一件地发生在身旁。具体到pj,街上多了五颜六色的衣服,多了各行各业的生意人,多了大大小小的店铺,当然,也多了更多游手好闲的人,这些人后来大多沦为混混,有的走上黑道。
那时候混混基本上是下午从家里出来聚在一起,喝喝酒,去舞厅逗逗年轻女孩,吃点白食,从小商贩那里强行赊欠香烟,或者跟看起来像来自农村的混混打架,一般不去别的街上玩,主要是熟悉人朋友少,没有什么好玩的。那时候他们还不知道如何靠做混混来挣钱,所以不能算是黑社会分子,只能算是不良少年。
但是那个时期一切变化太大,混混们也迅速蜕变。首先是pj的混混一开始就显示了与众不同的凶恶残暴,不怕牺牲。在大街上,有时候你可以看见横冲直撞的少年挥舞着自制的火药枪射击路灯。没有什么理由,仅仅为了显示他们的勇敢无畏。如果在路边的排档喝酒,仅仅因为互相一次不小心地碰撞,就会演变成一场街头血战,他们崇尚先发制人,会首先抢过肉案上砍骨头的刀,毫不手软地将对方整条手臂砍断。外出的时候,如果一个pj人在火车站的售票口与人发生争吵,他不会犹豫太久,抓住对方的胳膊在铁护栏上折断,或者是寻找地上的砖头将对方的头拍爆。他们的理由是,既然孤身一人在外,如果不将对方完全制服,就可能被对方打倒,那时候得不到任何人救助,可能横尸街头,这就是他们残忍简单的逻辑,为了自己的生存,必须把可能的敌人全部打倒。就像丛林中为了争夺食物和生存的野兽。pj以某些个人的残忍和凶恶闻名全国,后来成为臭名昭著的暴力城市。同时。pj黑道已经渐具雏形,主要来自娱乐业、长途运输和赌博,形成了几个有实力的黑道团伙。
但是宋无极没有多么在意这些日新月异的变化,按部就班地进行他的惯常生活,一成不变。似乎这一切与他无关。唯一能够影响到他的只有两件事:因为市民开始富裕,货币贬值,茶费提高了一角;由于政策放宽,河坝街接连开了几间类似的杂货店,他失去了对整条街的垄断,生意大幅度下降,他和妻子都有些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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