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六年，我爷爷死的时候，父亲用他缺了两个指头的左手，把爷爷圆睁的双眼合上。爷爷一九五八年从日本北海道的荒山野岭中回来时，已经不太会说话，每个字都像沉重的石块一样从他口里往外吐。爷爷从日本回来时，村里举行了盛大的典礼，连县长都来参加了。那时候我两岁，我记得在村头的百果树下，一字儿排开八张八仙桌，每张桌子上摆着一坛酒，十几个大白碗。县长搬起坛子，倒出一碗酒，双手捧给爷爷。县长说：“老英雄，敬您一碗酒，您给全县人民带来了光荣！”爷爷笨拙地站起来，灰白的眼珠转动着，说：“喔——喔——枪——枪”我看到爷爷把那杯酒放到唇边，他的多皱的脖子梗着，喉结上一上一下地滑动，酒很少进口，多半顺着下巴，哗哗啦啦地流到了他的胸膛上。

我记得爷爷牵着我，我牵着一匹小黑狗，在田野里转。爷爷最喜欢去看墨水河大桥，他站在桥头上，手扶着桥墩石，一站就是半个上午或半个下午。我看到爷爷的眼睛常常定在桥石上那些坑坑洼洼的痕迹上。高粱长高时，爷爷带我到高粱地里去，他喜欢去的地方也离着墨水河大桥不远，我猜想，那儿就是奶奶升天的地方，那块普普通通的黑土地上，浸透奶奶的鲜血。那时候，我们家的老房子还没拆，爷爷有一天绰起一把锛头，在那棵楸树下刨起土来。他刨出了几个蝉的幼虫，递给我，我扔给狗，狗把蝉的幼虫咬死，却不吃。“爹，您刨什么？”我的要去公共食堂做饭的娘问。爷爷抬起头，用恍若隔世的目光看着娘。娘走了，爷爷继续刨土。爷爷刨出了一个大坑，斩断了十几根粗细不一的树根，揭开了一块石板，从一个阴森森的小砖窑里，搬出了一个锈得不成形的铁皮匣子。铁匣子一落地就碎了。一块破布里，露出一条锈得通红的、比我还要长的铁家伙，我问爷爷是什么，爷爷说：“喔——喔——枪——枪”

爷爷把枪放在太阳下晒着，他坐在枪前，睁一会儿眼，闭一会儿眼，又睁一会儿眼，又闭一会儿眼。后来，爷爷起身，找来一柄劈木柴的大斧，对着枪乱砍乱砸。爷爷把枪砸成一堆碎铁，然后，一件件拿开扔掉，扔得满院子都是。

“爹，俺娘死了？”父亲问爷爷。

爷爷点点头。

父亲说：“爹！”

爷爷摸了一下父亲的头，从屁股后掏出一柄小剑，砍倒高粱，把奶奶的身体遮起来。

堤南响起激烈的枪声、喊杀声和炸弹爆炸声。父亲被爷爷拽着，冲上桥头。

桥南的高粱地里，冲出一百多个穿灰布军衣的人。十几个日本鬼子跑上河堤，有的被枪打死，有的被刺刀捅穿。父亲看到，腰扎宽皮带，皮带上挂着左轮手枪的冷支队长在几个高大卫兵的簇拥下，绕过着火的汽车，向桥北走来。爷爷一见冷支队长，怪笑一声，持枪立在桥头不动了。

冷支队长大模大样地走过来，说：“余司令，打得好！”“狗娘养的！”爷爷骂。

“兄弟晚到了一步！”

“狗娘养的！”

“不是我们赶来，你就完了！”

“狗娘养的！”

爷爷的枪口对准了冷支队长。冷支队长一施眼色，两个虎背狼腰的卫兵就以麻利的动作把爷爷的枪下了。

父亲举起勃郎宁，一枪打中了撕掳爷爷的那个卫兵的屁股。

一个卫兵飞起一脚，把父亲踢翻，用大脚在父亲手腕上跺了一下，弯腰把勃郎宁捡到手里。

爷爷和父亲被卫兵架起来。

“冷麻子，你睁开狗眼看看我的弟兄！”

公路两侧的河堤上，高粱地里，横七竖八地躺着死尸和伤兵。刘大号断断续续地吹着喇叭，鲜血从他嘴里鼻孔往外流。

冷支队长脱掉军帽，对着路东边的高粱地鞠了一躬。对着西边的高粱地鞠了一躬。

“放开余司令和余公子！”冷支队长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