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过境迁，华夏四十六年四月十一日，帝国在秣陵举行了对“四一一”大地震周年国家公祭，整个公祭过程庄严肃穆，通过电视的直播，整个帝国的人民都是感同身受。

在舆论的引导下，帝国的人心凝结在一起，从此华夏有了民族的凝聚力。与会的金陵大学社会学教授易昭在回顾这段救灾过程时，心中颇有感触。他撰写了一篇文章——《政府（朝廷）论》，在《金陵通讯》上连载。

文章中这位教授感慨，他说如果这次灾害发生在华夏帝国建国以前，死亡的人数会更加的庞大。许多部落可能会亡族灭种，成为历史上的一片尘埃。正是有了朝廷（政府）有力领导，才让我们能够从灾难中走出来，重建家园。

这位易教授第一次提出了政府这个概念。他在文章中提出：过去，很多人都崇尚所谓的绝对自由，这是多么的滑稽和可笑。

文章中，易教授探究在人人自由平等的自然状态中，我们为什么还要建立起政府？政府是否妨碍了人们的自由？并顺带谈谈建立政府的目的究竟何在？

易教授指出，在蛮荒原始时代，人生来都是自由、平等和相对独立的；每个人都能按照自己的意志，决定自己的行动、处理自己的财产，而毋需听命于任何人；任何人都不得侵害他人的生命、健康、自由或财产。

否则他将遭到群体的攻击；没有人享有高于别人的地位或对于别人享有管辖权，谁也不是谁的奴隶，人们在自然法的指导下生活。

什么是自然法呢？通俗的说就是每个人凭自然赋予我们的本性就能察觉到的法则。

自然告诉我们，火是热的，切勿伸手去摸；石头是硬的，不要拿头去碰；土壤没法当饭吃，否则会肚子疼。

在群体生活中，我们也会明白一些普世的自然法则，例如其他人跟我一样都是人，如果我不尊重他人的平等与自由，侵犯了别人的利益，那么我自己也要遭受报复，跟着遭殃。

正因受自然法则的约束，人们才有可能聚集在一起共同生活，出现最早的社会。自然状态下，人类天生都是自由、平等和独立的。

如不经本人同意，任何个人或组织都不能将人置于这种状态之外，使他受制于另一个人的政治权力。

人的自然自由意味着不受任何上级权力的约束，只以自然法作为准绳。

而当人类建立起政府之后，每一个人都要受立法机关颁布的法律以及政府实施的规章制度所约束。人们要遵守社会的准则，服从政府的调度。

试问，如果一个社会中的人都不服从于法律，只承认自己凭本性所察觉到的那个自然法，这将会造成什么样的混乱和纠纷呢？

文章中他打了个比方：如果面对一个窃贼，我自以为拥有处罚窃贼的权利，这是自然法赋予我的；而窃贼也自以为在遭受处罚时，他也享有保护自己不受过度惩罚的权利，这也是自然法赋予他的。

当两种权利冲突在一起时，哪一种权利都得不到保障，最后只能用暴力来决定胜负了。而如果我们把这两种权利都转让给一个公正的第三方，即政府时，那么哪一种权利都将得到保障。

我们通过把权力委托给政府部门，让它来惩罚窃贼，保护了我们的财产；窃贼则甘愿接受符合罪行的惩罚，也保护了自己的人身安全。

文章提出，我们加入社会确实会受到限制，但这种限制相比于自然状态来说并不差。就好比一个十字路口，如果人人都要求优先通过的权利和自由，那将是拥堵不堪，谁也过不去。

而如果用红绿灯来做限制，那么我们虽然失去了那种抽象的“自由通过”，却使权利得到了真正的实现，这是人民把权力委托给政府的目的。

因此，保障人民的权利得到充分实现乃是政府的天职之所在。易教授认为，人们联合成为国家和置身于政府之下绝不是为了什么虚无缥缈的大国梦想和称霸世界，而是为了更好的保护人身财产安全，获取公众福利。

政府只是人民权力的委托机构，它的权力绝不能扩张到超出公众福利所需要的范围之外，它必须保障每位国民的人身及财产安全。

采用既定的、全国人民周知的、经常有效的法律来进行治理，而不是以临时的命令来实行统治；政府应公正无私的处理纠纷，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便利。

建立政府的目的简单的说，“只是为了人民的和平、安全和公众福利。”

这篇文章的问世，引发了朝野的积极讨论。尤其是这次抗震救灾组织有力，老百姓逐渐有了国家的概念，对朝廷行使政府职能也有了一个清醒的认识。

这一场灾难带来意想不到的效果是，这些从蛮荒中走出来自由浪漫的原始人们，第一次深切感受到朝廷在管理着大家的同时，实际上也是最大程度的维护大家的利益。

……

回到太仓继续隐居的阚石夫妇俩也看到了这篇文章，夫妻俩大吃一惊。他们没有想到，文明开化短短几十年的时间，人类的思想就达到了如此的境界。

这些年，在华夏的学术界，华夏的科技进步日新月异，同时在人文科学方面，不但诞生了《物种起源》，《进化论》，现在还出现了社会科学《政府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