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少现在，南北的喜讯都传入京城，大明都城中的百姓们都在欢歌笑语。
鞑子不像过去那么令人闻之色变了，这就是离边镇极近的京城百姓心中最好的改变。
二月的朔日大朝会，午门之外早早地就聚满了文武群臣。
最前面的，是张孚敬。
历经十一载，他终于位极人臣。
而在他身后，除了八位国务，便是严嵩、杨慎、黄佐、刘龙、桂萼、翟銮、刘天和、顾鼎臣等人。
他们分别是文教部、财税部、人事部、礼交部、司法部、民政部、工商部、国防部的尚书。
这一次大换届之后，虽然张子麟、毛纪、吴廷举等人仍旧位列国务殿，但他们应该都是最后一站了。辅助好张孚敬，凭过去的经验带一带新的尚书。
而除了这些人之外，最受瞩目的却是一家新的、能位列国策会议的企业总裁：大明银行首任总裁崔元。
他就是块砖，哪里需要往哪搬。
从嘉靖十一年开始，崔元将不再担任宗人令这样的职务——由余承业接任；也不再需要代表五府参预军务——郭勋终于达成所愿、重回国策会议。
今天大朝会上，新的总理国务大臣将呈上他上任后要做的第一件大事：大明新的国库和新的通宝体系要问世了。
这件事筹备了很久，已经辞任回乡担任江西大学院院长的费宏出力不少，但具体带头筹划准备的却仍旧是张孚敬。
新法最终能不能成，如今就是最关键的一环。
历经多年的争辩与实践，君臣都已经非常清楚：大明的核心问题其实是财政问题。
清丈田土、改革赋役、重视商税，那只是为了扩大税基；官员扩编、提高待遇、严申律例、单设都察和治安体系，那只是为了提高效率、令行禁止。
而最早的新账法、采买法、预算决算法，都需要如今把国库统一、让铸币权统一到朝廷手上。
为此，先有了单设为企业的宝源局，现在再成立了特殊的大明银行。
这是一个大日子。
“……臣奏请陛下制告天下通行新宝，计有铜铸通宝、银铸银元、金纹宝票凡三类，率由大明银行委宝源局制办。九年为期，渐收旧铜钱、碎银、银锭等熔铸新宝……”
在国议殿的正中，三个绿袍官托着三个盘子。
居右的那个，盘子上有大小、色泽都不太相同的五枚铜钱，正面都只四字：大明通宝。背面，则是新数字和大写的繁字，额数自然是壹、贰、伍、拾，又加上了嘉靖十一年制，外圆内方，一如旧例。
居左的那个，盘上却只是实心的圆币。正面是大明三辰旗的图案，周围还有基于一圈有起有伏的弧形印纹外的三角形山纹，半圆形围绕着三辰的，也有“大明银元”四字。在背后，就只是“一两”二字，再加上“大明银行”、“嘉靖十一年制”等字样。
而居中的那个，盘上则是三张精美的纸。它们不像原先的宝钞那么大，但所用纸张显然是重新研制的，其上更是印有更精美的花纹。这得益于近些年一直在不断改进刻印技术，也包含了新油墨的研制。但此刻这宝票上最显眼的，则是金纹。
说是金纹，实则只是造这种纸上时两层纸浆间先埋了金线进去，围成了一个圈。现在，有的宝票上有宽窄不同三道金纹，有的是两道，有的是一道。
而这金纹聚起来的圈中，则是不同的绘像。面额一百两足银的宝票，绘像下写着：大明太祖皇帝敕像。面额五十的，是朱棣。面额二十的，是朱厚熜。至于背面，那就都是文字。
要用皇帝像，原因很简单：大明的新货币直接和皇帝威严挂上了勾，后面再有私铸、作假的，可以直接用顶格的罪名去办，那是大不敬。
朱厚熜等张孚敬说完了长长的奏疏内容，回答言简意赅：“准！”
如今市面通行的货币，乱七八糟千奇百怪，还有宝钞和诸多碎银。张孚敬要用九年的时间，先把这些年通过各种途径收上来的宝钞消化了，还要逐步把市面上的各种杂钱收回。九年后，从嘉靖二十年开始，市面上的每一枚铜钱、银子，都将是定额的、统一由大明银行奉旨委托宝源局制办的。
这里面还有破损了的、氧化腐蚀了的钱不断兑新的麻烦事，但面额十文的通宝可并没有一文的通宝的十倍重，这是一套统一的体系，货币流通情况也将是大明银行每三年需要在大国策会议上汇报的一项重要内容。
而后，则是张孚敬继续奏请设立大明银行、在各省城、府城、县城都设分行。
在这最开始的阶段，自然不可能就此放开其他商业银行许可。先把这个体系建立起来，要做的事情就是发行、兑换。发行之事，最重要的渠道是两个：官员俸禄从此直接折银，采买也用新钱。而旧币的回收，除了粮赋还是实物外，诸多税种折银折钞。
杨慎之所以之前那么急，就是因为钱法即将推行，财税部要承担巨大的宝钞回收和成色不足的旧钱回收带来的差额税银压力。
大明银行设立，意味着大明又多了一个新的官员序列。大明银行虽然是企业，但却是最特殊的企业。其内任职者，既有官品，又不受户部乃至国务殿管辖，却监管着即将出现的大明统一国库。
对此，自然要有一批庞大的、更加专业的人去任职、办事。
崔元这个皇帝最信任的国戚、勋臣是总裁，具体统筹办事的，是嘉靖六年的定国安民科魁首、长平伯李默。右副都御使改任大明银行行长，正二品，等同于一部尚书的待遇。
这第二道奏请，朱厚熜的回答也是：“准！”
还没完，张孚敬又开始奏请第三事：“臣请改内承运库、太仓库等诸库并立之势，于国务殿下设大明国库。由财税部管赋税收缴起运事，由大明银行派员监管，由都察院监察。每岁各衙列支，前年末预算，次年初决算，由国务殿审定报国策会议议决，由陛下降旨统一拨付。各省府县存留数额，皆遵此制，先报至国务殿批审……”
这件事才是重头戏，涉及到地方、朝廷中枢、各部衙小金库、皇帝私人大金库的问题。
在前面诸多新法的基础上，现在国务殿要有更集中、更统一的财权了。
这财权，过去的户部也好、乃至于皇帝也好，其实都不算捏得紧。地方的赋税和存留，再加上起运和仓管的消耗，总让户部感到“国库亏空”。而亏空的一大原因，也包括皇帝往内承运库拿得太多。
现在，表面上是张孚敬要从皇帝那里也多拿一些：“依如今后宫、内臣、宗人府……”
许多规矩改了之后，皇帝本人需要花钱的地方也清晰了很多，其中一大变化就是宗室的粮俸改由宗人府从粮储号所获中支付了，这过去都是由地方财政列入存留粮里面的。
张孚敬说来说去，朝参官们只听出来一个意思：以后每年，国库定额给内承运库拨银。若再有需要用钱之处，陛下降旨，国策会议和国务殿再商议……
虽然过去皇帝想盖个宫殿啥的，也是要商议。但现在，隐隐有在预算定下来后先以其他国事为重保障支出的意思，皇帝额外想花的钱不一定能满足。
这就有点让某些人匪夷所思了：朝廷不就是为了满足皇帝的需要而存在的吗？
大家都是能站到这紫禁城里来参加朝会的人，他们知道还有一个皇明资产管理局存在，知道皇帝通过企业拿走了许多垄断性的资源产业，这些企业虽然仍旧会向大明国库贡献数目庞大的税银，但它们的利润却更加可观。
但是虽然明知这些，从明面上让皇帝“定额消费”，也算某种程度上的大逆不道了。
然而朱厚熜的反应还是很简单：“准！”
一连三个准，仿佛是皇帝当着满朝文武的面确认他对推行新法的决心，对张孚敬这个短短十一年便从名不见经传成为总理国务大臣的“幸臣”的信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