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虑到最终的利益，吴伟良明智地选择了合作，一九九二年二月份他在上海收回自己的资金之后，回到香港就开始在证监会活动。张廷也在第二年的五月回了香港，配合吴伟良的工作，赵启明原打算把大家赚的钱分掉，但李胖子和张志诚打死也不愿意抽回自己的资金，齐雅婷更是认定了奸商，根本没打算把钱拿回来。

赵启明只好继续带着大家挣钱，而他的最终目的是想替陈法林讨回公道，这才打定主意去香港发展，不然在国内还有许多行业可以大捞特捞，何必跑到香港去冒险。上海的证券市场他是不方便再插手了，想挣大钱难免要伤到广大股民，葛兴邦那边总是要给点面子的。更何况跟政府拉上了关系，挣钱的路子必然是条阳光大道，没必要死盯着证券市场不放，那不是跟政府作对嘛。

出于这种想法，奸商错过了一九九二年炒得最凶的股票认购证生意，那一年这行当成就了中国第一批百万富翁，几十块钱的一张认购证居然被炒到了几千块，而赵启明对这种投机生意已经不再当回事了。

他的原话是这样的：“那都是大家玩剩下的东西，从邮票到股票，我们吃了亏也赚了钱，还是往正经生意上靠一靠比较好。”然后这家伙把陈法林的那一套理论给搬了出来，真正往长远打算，还是要以经济实体为根本。投机生意虽然利润大，毕竟风险性也很高，吴伟良就是个例子，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早晚一个不小心就得全搭进去。

这个小团体里除了张廷和陈法林，全都是以赵启明马首是瞻，而且他所说的的确是实情，初期资本的原始积累阶段他们早就过了，靠投机生意捞钱已经成为历史。

学了几年经济管理的赵启明，在这件事情上的的远见卓识不仅于此，通过张廷和陈法林，他感觉到国内的的企业发展总是有自己的局限性。根本因素在于国内的改革开放刚起步，管理体制过于僵化，再加上计划经济的惯性思维，这导致商人眼界不够宽，从管理模式和经营方法上距离国际水平有着很大的差距。

明远集团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上马的，赵启明和陈法林、张廷三人经过详细的安排，把公司在证券市场挣来的钱投了八百万在怀圣堂药业，加上陈法林原来的本金，一共引进了三条生产线，使药厂的规模比建厂之初扩大了一倍，在淮南市轻工企业的排名仅次于安徽造纸厂和淮南纺织厂。

与此同时，张廷把全部精力放在了拓展上海怀圣堂医药公司的业务上，不仅销售本公司产品，还接了国内十七家制药企业的药品销售代理权。这使得销售额在一九九二年底突破了七千万，纯利润两千七百万，第二年番了一倍，药品行业的前景就此显露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