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即使在官方已经恢复了货币流通的时期，曹魏内部依旧保持了长久的以布帛谷物等实物代替货币的风气。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蜀汉政权，诸葛亮的经济政策之所以可以实施的一个前提。】

刘备的眼神锐利起来，在听见身边谋士名字的时候，自然露出了一个欣慰的笑。

他果然没有看错人，孔明确实是他足以托付江山幼子的人选。

而被主公夸赞着的谋臣亦是凝眸，原先压抑的情绪此刻还有着几分的残留，但是作为谋士，他确实可以，并且理当做到迅速进入思考的状态。

这实打实的是一个向未来的自己进行学习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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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瑜带着几分可惜地哎了一声：“我原本听见那曹子桓都南征了，会先讲我们的。”

但是看看别人家的经验，不论是好是坏，对他们来说也都是值得品味学习的机会，倒也不算完全的失望。

【蜀汉政权的经济基础，实话实说，无论是和北方的曹魏政权还是东边的孙吴政权都不太一样。

曹魏政权是很中国传统风味的农业社会，它在前面对于货币经济的不够重视乃至于手足无措固然是它经济上的不足，但在传统的小农经济方面，它早在建安元年就开始坚持屯田制，并在国家发展早期充分发挥出了巨大的优势。

它一方面稳定了原本流离失所的流民，增加了粮食的生产，促进了农业经济的恢复，而另一方面保证了军队军粮的供应，提高并保持住了士兵的战斗力，体现着一种儒家传统寓兵于农的思想。

等到后期屯田制不断衰败，与百姓之间的分成日益苛刻，豪强地主抢夺屯田土地，百姓在屯田的同时还失去了免服兵役的特权，曹魏政权也就随之步步走向衰亡。

而东吴政权，它坐拥着我国两大重要的产粮基地江汉平原和长江下游平原。尽管三国时期南方经济还未得到彻底开发，气候也明显偏冷，其农业生产的潜力与能力也不容小觑。

它本质上也就自然而然的是个农业社会。

虽然又因为邻海且水系发达的原因，其商品经济的发展也步入转型阶段，与海外诸国包括日本朝鲜印度古罗马等地进行着海上经济交流，但这些都只是东吴统治者重要的商税来源，而不是国家的根本。

但对于蜀汉，事情就不太一样了。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的立国之基才是实打实的，纯粹的商业。

这主要是受限于它自身的地理条件以及古代的农业技术问题：成都平原固然是享誉千年的“天府之国”，而以刘备、诸葛亮为首的蜀汉统治者也不曾放弃过农业建设，开展过包括更新农具，禁止酿酒等法令措施，试图保证国内的粮食生产。

但是四川盆地，除了成都平原这一块地势平坦的沃土以外，尚且存在着大量崎岖不平的崇山峻岭，在没掌握较为完善的梯田技术之前，确实难以开发。

而蜀汉的人口，又因为羌乱、黄巾起义、刘璋时期巴蜀豪族和“东州人”的内战、刘备夺取益州之战、曹操征汉中迁走民众、蜀汉时期坚定的南征北伐等行动而不断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