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二易隆安一边上班，一边忙着这打官司之事。也是全力以赴，下定决心要把这官司打赢，还民工们一个公道。

老三他们两个，真就隔了一天再去找那胖工头，这次真就要兑现了，因为他们两个人去的时候，这胖工头正等着他们来呢。

见人来了，二话不说，就从衣兜里把钱掏出来，对他们两个人解释说：“这活不赚钱，本来跟你们说好的一天一块多，可是上头给我们的就只有这么多，我只能给你们每天按一块来结。”

说完，给他们一个人发了十三块钱。

这是农村实行包产责任制后，一部分外出的农民工，必须面对的现实。总有被割韭菜的时候。

那时候的领班都不称呼老板，大家都称之为工头，纯民间的自由组合班子，什么约束都没有的。

随着包产责任制转变为包产到户，自由种植后，农闲时的农民工越来越多，这就形成了最早期的民工外流潮。

涌现出这一大批民工潮后，接到了工程承包的工头们，其中就出现了恶意不结工钱的工头。随着时间的往前推移，这种工头成越来越多的现象。

这种恶意行为，大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农民工干活拿不到工钱的事，时有发生，应该说是经常发生。

因为不属于正规单位，没有相应的部门来管理，只能算是纯民间纠纷。没有机构来监管。

好一个无法无天的现象。

于是就爆发了这起几千民工被恶意不给工钱的大事件。这绝对不是偶然，是必然。

比起这起几千人，整年不发工资的民工，易隆喜他们拿到了这十多天工钱，已是不错的了。

虽然，这一看就被克扣了一点点，易隆喜想着算了，能够拿到大部分就已经知足了。这还沾了二哥的光，要不然，这十三块都要不回来。算了，接过钱，什么都没说就出来了。

回来的路上，两个人还是蛮高兴的。毕竟拿到了。

再说老大易隆平，在农场一干就是几年，在这几年里，易隆平积攒了人脉，也懂了一点工程上事情，慢慢地就在寻找机会，自己拉起架子干一番。

思维决定未来，老大的这个想法已经好久了，就是没有逮着机会。

趁着休息的时候，老大易隆平这次没有回家，而是去了省城，找他的三弟来了，看看他们的近况。

因为老三回来的时候，跟大哥说了他们租住的详细地址。

这时候到省城已经通了长途客运了，易隆平坐长途客运到达省城，是上午的十点钟左右。

因为从农场开往省城的客车，班次多，非常方便。

如果从易家村坐车到省城，就得按班车的时间来，一天有两趟来回。必须按班车时间等车。否则就搭不上。

从农场到省城，过道的客车也非常多，搭起来方便，时间又自由。

老大到了老三他们租住屋，两个人不在屋里。问左右邻居，也答不出来。

干脆，在外面转一圈再来。

老三易隆喜他们两个租住的位置，肯定不在市中心最繁华的地段，这里全是以民房为主，所以，房子好租得很，租金也不是很高，是可以接受的价格。

老大易隆平觉得转得不过瘾，干脆，转远一点。

他随意坐上公交车，往闹市中心方向而去。

看起来闲来无事的样子，人也轻松，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加快，闹市中川流不息的人群里，总会有乡村打扮的身影，城市和农村，不再是原来两种独立的存在。

易隆平也是随意下了公交车，中午的街道马路，比起晚高峰的人流，还是些许少点。

突然，他脑子里冒出来一个想法，嗯，何不去公园逛逛。早就听说过，公园很漂亮的。

对，有了目标，脚步也快了，这里正好离“中山公园”不远吧。

试探着问了路上的行人之后，朝着目标处前进。

到了，偌大个“中山公园”四个字，就在眼前，走，进去。正要从正大门进入，被拦住了：“买票入园。”

“哦，门票多少钱？”易隆平问那拦截女子。这女子在门口旁边的小房子里，易隆平没在意。

这是大门口的售票员，她说：“两毛。”

易隆平从衣兜里掏出一张一块的，从窗口递给那女售票员。收了找零的八毛钱，往上衣口袋一揣，就径直进入了。

进来的第一感觉，好舒服，给人宁静的感觉，与外面的喧闹成鲜明的对比。

园内的正大门口，一处宽敞的，干净的，成圆形的大场地，易隆平的心胸都像是变开阔了一样，别是一番心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