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朋友，你们一定知道吸血鬼吧？传说中，它们是一群行尸走肉，会吸人血，会变形，会像蝙蝠一样飞行，必须在它们心脏上插上木桩才能将其杀死。但我很遗憾地告诉你们，这种吸血鬼是不存在的，只不过是虚构的产物。在这一点上，你们必须相信我。我去过弗拉德·采佩什的出生地（锡吉什瓦拉）和墓地——斯纳哥夫岛（墓里是空的），也去过罗马尼亚、特兰西瓦尼亚和喀尔巴阡山脉中摇摇欲坠的城堡（不是布朗城堡，那是骗游客用的，而是弗拉德的真正城堡，罗马尼亚人对其讳莫如深），但我很遗憾地告诉大家，德古拉和吸血鬼都是无稽之谈。

但精神吸血鬼是真实存在的。

可以说，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被精神吸血鬼“进食”过不止一次。这些恶魔连孩子都不放过。

精神吸血鬼以暴力为食，但对他们来说，终极的暴力是将他们的意志强加在你们身上。我很早之前就发现，这种强加意志的行为，以及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控制，是一种暴力的形式，而我们只要有机会使用这种暴力，就会对其上瘾。

作为成年人，我们在工作中几乎都遭遇过精神吸血鬼的攻击——心胸狭窄、崇尚权力的经理让我们工作不顺，生活悲惨；管理者或监督者武断地指使我们，他们对权力甘之如饴，就像精神吸血鬼吮吸温血一样。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能遇到精神吸血鬼——在高速公路上，在公共场所，在政治生活中。可悲的是，我们许多人在私人关系中也遇得到精神吸血鬼。

没有人的脖子上留有真正吸血鬼的咬痕，但精神吸血鬼却在我们的心灵上留下了难以愈合的伤口。一旦精神吸血鬼入侵我们的生活，他/她/它就可以随时回来“进食”。他们向来都是这样做的。

你很有可能已经遇到了一个生活在我们当中、最罕见也最危险的精神吸血鬼。如果你遇到了，那几乎可以肯定，这个精神吸血鬼已经对你使用了念控力，扭曲你的意志，吸食你的灵魂。

起初，我并没有打算为《魔鬼在你身后》（该书最早出版于1989年）二十周年纪念版撰写序言，但最后，我得到了一天的时间来写这段文字。我很珍惜这次机会。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写就的文章，难免会包含一些大多数作家——包括我在内——竭力在序言中避免的东西，那就是近乎残酷的诚实。

我几乎从不在序言中透露创作长篇或短篇小说的情况（我首先就不怎么写序言）。只有极少的几次，我谈了谈写作创意，但我总是避免谈小说本身得以出版的历史逸事。可是这本书不一样。精神吸血鬼就生活在我们当中，而《魔鬼在你身后》就是关于它们的史诗故事。这本书的创作、编辑、出版历程充满了艰辛，有挣扎，也有噩梦，可以说也是一个（荒唐的）史诗般的故事。

在这个故事里，有一张丑陋的蜘蛛网——这是事实，也是比喻。而我们遭遇真正的精神吸血鬼时的感觉，就像是被粘在致命蜘蛛网上的苍蝇。《魔鬼在你身后》是我的第二部小说，但结果却成了我与真正的精神吸血鬼之间的搏斗，这场史诗般的搏斗定义了我的人格，也决定了我的生活和事业。

所以，尽管没有插图，尽管缺乏润色，我还是打算将《魔鬼在你身后》诞生的真实故事告诉你们。我要告诉你们，在那既快乐又痛苦的几年里，这本书是怎样将我带入了那张精神吸血鬼的噩梦般的蜘蛛网里。

在我的所有已出版的作品中，《魔鬼在你身后》是唯一一部基于梦中形象创作的小说。现在常听到有人说，一些作家根据梦境来创作小说，但我很少遇到这样的作家。（我喜欢同各行各业的专业人士打交道，他们的工作并不依赖于做梦、嗑药或是灵光乍现）一些读者和不搞文学的人想当然地认为，我们作家经常在梦中找到灵感。但除了偶尔提供几个鲜明的形象，梦境大多是不可靠的，不能利用它们来构思情节，讲述故事。我本人就从未靠做梦来辅助创作。

然而，《魔鬼在你身后》的核心形象却来自我的一个梦。事实上，我清楚记得的只是一小段梦，前后都被截去，只剩下这段插曲。没有情节，连荒谬的情节也没有，只是一个形象。

我梦见我看见一个老妇人在黑暗的森林里奔跑，树木密密麻麻地排列着，老妇人跑得不快——她太老了，动作已不灵敏——但她明显正在躲避什么。我听见震耳欲聋的噪声。梦中光线昏暗，可能是日落后，也可能是黎明前，森林幽深黑暗，老妇人正在逃避那越来越响的可怕咆哮。这时，我看见这咆哮来自于一架飞在树冠之上、正从侧面靠近的巨大的黑色直升机。直升机显然正在追击逃跑的老妇人。我看着她，突然，一个念头涌上心头：她不是受害者，不是被迫害的无辜者，而是一种非人类的存在，直升机里的杀手应该找到她，应该杀了她。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面容和善的老妇人会是恶魔，但我在梦里非常肯定，她就是恶魔，而且必须被消灭。

然后我就醒了。

这场梦发生于1982年的夏天，那时我正在创作第一部长篇小说《迦梨之歌》。这个形象同这部小说没有任何关系，所以我将它存储在记忆深处，暂时忘却了。当年我还是一名全职教师，只能在不到三个月的暑假里将构思好的小说写出来。对于要当全职作家的人来说，这是很好的训练，因为全职作家这辈子都在一个接一个的截稿日期之间奋战。

前一年，也就是1981年，我已经开始职业写作。在那之前，我差点儿放弃了发表小说的梦想——当我妻子告诉我她已怀孕，我就决定不再为能发表小说而继续奋斗了（我已奋斗了三年）——但一件事改变了我。作为封笔前的最后一次努力，我去参加了一个夏季作家讲习班，想听听一直喜欢的作家的演讲，乔治·r.r.马丁就是其中一位。可是，你必须提交一篇小说才能参加这个讲习班，所以我就交了一篇。然后，我遇到了哈兰·埃利斯，那天他在点评学员的作品，其中就包括我的。我们对他的点评终生难忘。

与哈兰的那次相遇，可以说谱写了一段传奇（在哈兰为我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碎石祷者》写的序言，以及我的自序中，你们可以看到对这件事的描述）。我承认，对于我这样的年轻作者来说，除非发生奇迹，否则不可能发表作品，但哈兰的点评给了我莫大的鼓舞。

他在讲习班上告诉我，我别无选择，我就是那种凤毛麟角般的存在——作家。无论我是不是以发表作品为目标训练自己，我都永远是作家。于是，我又重新继续写作，同时继续从事教学。1981年秋季，我将一篇短篇卖给了《全知》杂志。同一年，在《全知》杂志发表那篇小说之前，我得知我提交给讲习班的小说《冥河逆流而上》，被选为《迷离境界杂志》首届短篇小说大赛未出道作家组的并列第一名。原来，哈兰是四位评委之一。另外三位是卡罗尔·塞林（已故编剧罗德·塞林的妻子）、罗伯特·布洛赫（《惊魂记》作者）和理查德·马西森。如果不是哈兰看到我的名字和小说后主动避嫌，我本可以一举夺魁，而不是与人并列第一。《迷离境界杂志》的编辑说，那场比赛他们收到了一万五千多篇参赛作品。

当时的写作者都渴望自己的作品能发表。现在也一样。于是，1982年，我的参赛作品《冥河逆流而上》发表在《迷离境界杂志》上。几星期后，我的另一篇短篇——《我不敢在梦中见到的眼睛》，后来我将其扩写成了长篇小说《透明人魔》——又在《全知》杂志上发表。

1982年夏天，我完成了第一部长篇小说《迦梨之歌》。它后来赢得了世界奇幻大奖，也成为历史上第一部赢得该奖项的处女作。1982年夏天，我想起了在森林中躲避直升机的那个可怕的老妇人，于是写了名为《魔鬼在你身后》的短中篇或者中篇（我总是忘记这两者的具体字数），将其卖给了《全知》杂志。这篇小说成了《全知》杂志历史上首部分两次刊载完的作品。

那篇小说中还没有森林，也没有直升机——最初的故事发生在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的一个周末，老精神吸血鬼们在梅勒妮·福勒的家里重聚——但至少我明白为什么梦中森林里的老妇人会那么可怕。她是一个精神吸血鬼。

生活给予了我厚赠。1982年2月，就在我的作品第一次发表在《迷离境界杂志》上的时候，我们的女儿简出生了。那年夏天，我创作了《迦梨之歌》，将其寄给了我的新经纪人和朋友——理查德·柯蒂斯。虽然没有出版社愿意买这部小说，但那不是我的问题。我相信理查德早晚会为它找到出版商的。与此同时，我还是一名六年级教师，一如既往地热爱并赞美自己从事的教育工作。我利用一切可用的时间写短篇小说，晚上写，早上写，周末写，尤其是在老师的特别福利——暑假里写。

到1984年，《迦梨之歌》仍然没有卖出去——这本书的加尔各答背景和悲剧基调有效地吓走了出版商——但我得到了一份新的正职工作：同另外三个老师一起，为我们的大型学区设计新的六年级天才培训班项目。这个项目规模惊人，远超我们的预期。参与该项目的四名教师负责设计项目，从数以千计的六年级学生中遴选天才学生，然后编写并教授课程。这份工作令其中两名教师精疲力竭，第二天就辞职了。但剩下的两名，弗兰克和我坚持了下去，最终设计出了apex（advansforexce，优等生高级项目）。校董事会要求项目名用首字母缩写表示，而他们否定了gandalf（giftedandablelearnersforum，天才超能学生论坛）和lpop（littleprog.r.amontheprairie，大草原上的小项目）。

apex旨在为数以千计的高智商儿童服务。该服务分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面向从幼儿园到十九所小学的六年级学生；更令人兴奋的是第二个层级，它面向从三年级到六年级的学生。孩子们将在apex中心受训，每隔八个星期就学习一轮新的课程。本学区任何满足年龄条件的孩子都可以提出申请，然后参加半个小时的dat（能力展现任务）测试。该测试旨在发现三岁到十五岁之间的优等生，他们在某学科拥有优于其他学生的学习能力，包括文学、历史、科学、艺术、音乐、“演艺”、数学、海洋学、生物学、社会研究，等等。每八个星期左右，就会有几百名毛遂自荐的学生来apex中心，学习新一轮课程。其中一些孩子有资格参加每周五个上午的apex课程，一连八周，并持续数年。这些高级课程专门为优等生设置，在课程之间还会有独立的特殊培训。

我负责的一堂课是讲解卡尔·萨根的《宇宙》，采用的是大学水平的课程，但扩展阅读材料是我撰写的。这堂课讲授的科学知识都是高中以上的水平，而听这堂课的都是学习能力超强的五六年级学生，他们从来没有被冠以“天才”或“神童”之类的头衔。直到今天，我都认为apex是美国历史上最成功的“天才/神童”超前学习项目。在apex中心接受培训的一批批学生（每批数百人）所完成的作品、设计的方案、展现的思维水平，足以让全国任何一位高级教师感到震惊。

设计、管理apex项目并亲自参与教学，是我当时乃至迄今从事过的最成功、最具创造性的工作——尽管我现在已经出版过二十七本书。整整三年，我每周都会在apex项目上倾注一百个小时的心血：开会，回顾并研究相关领域的知识，撰写高级课程，策划新课程，设计最重要的dat测试（用于发现天才儿童），培训他人做这种设计，培训他人做dat所需的全面能力群体评估，对八百多名在职老师进行天才/神童培训项目和教室教学的培训，以及大量行政工作。apex项目日常服务的孩子高达数千，我还要同这些孩子的父母和相关人士会面……而在这三年里，我从未因为经常加班而抱怨过一次，因为我乐在其中。我有幸同如此优秀的孩子一起，为实现高远的目标而奋斗，我感觉就像注射了海洛因一样，兴奋又上瘾。我喜欢这份工作。

1985年，我在apex办公室接到一通电话，是我的经纪人理查德·柯蒂斯打来的。他通知我，《迦梨之歌》终于卖出去了。被双日、兰登书屋和班坦图书等许多出版社“几乎拒绝”之后，一家名叫蓝鸟书店的出版社——由詹姆斯·法兰科创办——愿意冒险购买这部由不知名作家创作的小说，预付金为五千美元。

我当晚回到家，将这个消息告诉卡伦，我俩高兴得绕着厨房跳起舞来。三岁的简被卡伦和我先后抱起，跟着跳舞，尽管她似乎并不愿意。我当时觉得生活简直美好极了。

在1990年华纳出版公司的平装版《魔鬼在你身后》的封底上，写着一段文字，可以当作对1985年的我的告诫和警示——

所有人都以暴力为食，但只有那些拥有念控力的家伙才能品尝到终极权力的滋味。

普通吸血鬼侵占的是肉体，只有操控活人的吸血鬼才能亵渎灵魂。

他们经年累月地积聚力量。他们谋划罪恶的游戏。他们发动彼此攻伐的战争。而他们中的胜利者将对整个世界为所欲为，无人能挡。

你们看到了吧，精神吸血鬼有无穷的耐心。他们会耐心等待下去，在你最掉以轻心的时候给你猝不及防的一击。

《迦梨之歌》卖得并不太好，但获得了一定关注，最后还被提名并获得了世界奇幻奖。

没多久，我的经纪人又带来“好消息”，说詹姆斯·法兰科想买我的第二本书。梦中森林里的老妇人在我脑中挥之不去——实际上，我这辈子都痴迷于用精神的力量强迫他人服从这一主题——于是我提出要写一部超长的小说，名叫《魔鬼在你身后》。

詹姆斯·法兰科同意了。这一次，蓝鸟书店愿意给我惊人的两万五千美元预付金，而且只要签合同就付一半定金。卡伦和我（还有小简）一直都靠我的教师薪水勉强度日，这笔钱让我们欣喜若狂。这一次，我们三人不仅在厨房里跳舞，还穿过了我们房子的小客厅，直接出了前门。

接下来，我开始创作史诗巨著《魔鬼在你身后》。（我从一开始就警告詹姆斯·法兰科，这会是一本很厚很厚的书。我还很年轻，至少当作家还不久，对于暴力，以及将自己的观念强加于我们的人，我有很多话要说。这个故事以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开始，一直讲述到糟糕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暴力事件，比如1980年和1981年的谋杀约翰·列侬、枪击教皇和刺杀美国总统）

读者朋友，你遇到过的最可怕的精神吸血鬼是谁？

是你那吹毛求疵、对你指手画脚、令你痛不欲生的老板吗？

是你那心机重重、玩弄爱情的恋人吗？

是你那魔鬼般的导师吗？

是你那索求无度、喜怒无常、同你争执不下的孩子吗？

抑或是某个你从未想过会是精神吸血鬼的人？他潜伏在阴影中积蓄力量，等待着你自投罗网，然后吸干你的灵魂。

1985年到1986年，我只有不到一年的时间写作《魔鬼在你身后》。但对于一个热情勃发的年轻小说家来说，足够了。

当然，我每周还要为apex项目工作八十个小时以上，但这不成问题。夜晚、周末、同卡伦和小简看电视，进电影院，外出游玩，短途旅行……一切休闲时间都被占用了。我在黄色稿纸上运笔如飞，写作到深夜。我一大早就爬起来——我常常不得不六点半以前离家，带着满巴士的孩子去apex中心，然后七点刚过就得开始上课——将昨晚手写的章节用打字机疯狂地打出来。我花了一大笔钱，从文具租赁行买了一台返修过的二手ibmselectric打字机。我下了好大决心才购入这台设备，因为以前那台olivetti小打字机已经不能胜任新的艰巨任务——一部最终长达一千五百多页的大部头。

《魔鬼在你身后》是如此之复杂——至少对我来说是如此——角色是如此之多，我职业生涯中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由卧室改装的办公室里堆满了牛皮纸纸条。我在纸条上记录了众多角色的行为、互动以及最终命运，并用不同颜色的记号笔勾出来。我记得，梅勒妮·福勒是红色，索尔·拉斯基是蓝色，尼娜·德雷顿是淡黄色，托尼·哈罗德是黄绿色，上校——也就是威利——是纳粹制服般的黑色。我的书房墙上画满了五颜六色的线条，杂乱地交错着，在重要的交叉点旁还写有潦草的注释。有的线条会突然断掉，因为那条线代表的角色死了。从地板堆到天花板的牛皮纸纸条，看上去就像坏掉的地震检波器吐出的纸带。

秋过冬来，冬去春至，写满字的黄色稿纸、参考书、地图和打字机打出的《魔鬼在你身后》的稿子在身边越累越高，堆成了小山。我不时会告知詹姆斯·法兰科我的这本书会有多厚，而我的出版商兼编辑的回答总是三个字：“没问题。”

这本书计划1986年秋天写完。那年夏天，我聘请apex项目的秘书阿琳为我工作。她每天在自己家中，根据我修订过的已打出的稿子，将其重新再打出来。当时，我有五六十本字迹潦草、布满涂改痕迹的稿纸，我自己打出来的稿子也有两英尺半高。

那年夏天，我每天有十六到二十个小时用于创作《魔鬼在你身后》。简有时候会来书房找我玩，但她在那个小房间里几乎找不到落脚的空地。卡伦会在晚上十点或十一点来对我说晚安。她知道，我还会继续工作四五个小时，直至寂静的凌晨。每天阿琳都会将她打出的倒数第二稿带给我，而我又会在稿子上做修改，再返给她，然后继续手写剩下的几百页。我就像疯了一样。但我喜欢这种状态。

卡伦和我本来对必须支付给阿琳的昂贵打字费而忧心，但后来我们打消了顾虑。签订合同之后拿到的一万两千五百美元不是一笔小钱，书稿交出之后，我们又能拿到一万两千五百美元。而1987年初出版精装本后，我们还能拿到六千两百五十美元。就算我必须将预付金的一半拿出来购买打字机、聘请打字员、购买记号笔，那又如何？不管怎样，我都得把书写完！

那年夏末，我终于完成了《魔鬼在你身后》，总共一千五百三十四页。我同詹姆斯·法兰科上次联系还是在好几个星期前，当我把这部巨著的最终长度告诉他的时候，他的反应是：“真长，但别担心，我们可以出成一本书。”（法兰科一页都没读过，但他喜欢我口头汇报的故事情节）

在理论上的暑假即将结束的最后几天，我夜以继日地将部分章节的最后定稿打出来，阿琳则以更快的速度将我给她的其他章节打出来。我们在学校开学、我必须重新将每周八十到一百个小时投入apex教学之前的一天大功告成。我请了一天假，带着卡伦和简去了我们镇上的小公共游泳池。我躺在夏末的阳光中（我像蛆一样苍白），看着周围别的家庭和游泳者，我暗暗感叹：这会儿——这短短几小时——就是我的暑假啊。

但我觉得，所有付出都是值得的。

就在我准备将《魔鬼在你身后》交给法兰科的时候，我得知了两件事：第一，我的第一部小说《迦梨之歌》入围世界奇幻奖，成为最后六个候选作品之一；第二，蓝鸟书店破产了。

“何时姊妹再相逢？”莎士比亚《麦克白》中的三个女巫之一问。女巫有可能说的是人类大脑的三个主要部分。

几十年前，国家心理健康研究所脑进化和行为实验室主任保罗·麦克莱恩提出了人类“三位一体脑”理论。这个理论引发了争议，先是被认可，后来遭否定，但他提出的解剖学和进化论上的核心证据却十分明确：我们的大脑是数亿年进化的结果，今天我们的大脑由三个主要部分构成：最新发展出来、也最高级的、位于外层的新皮质，只有我们人类、高等灵长目、鲸鱼和海豚拥有足够复杂、足够多的新皮质；边缘系统——该部分控制我们的肢体动作——所有哺乳动物和一部分爬行动物都有边缘系统；隐藏最深的，是爬行动物脑，这一部分早在几亿年前就进化出来了，早期爬行动物和恐龙的大脑中就只有这一部分。

这就相当于，一部ipod的基础运行组件是一台古老的odore64，而odore64的基础运行组件是一把锈迹斑斑的算盘。

爬行动物脑关心的是领地，是仪式和模仿，是打斗和逃跑，是愤怒、暴力和侵害，是种群内部的等级。

它念念不忘的就是种群内部的等级。

卡尔·萨根提醒我们，“冷血杀手”这个词十分精确，因为人类的极端暴力行为都是大脑底层的爬行动物脑所驱使的，其背后是充满攻击性的等级观念，以及“要么杀人，要么被杀”的紧迫意识。正如马基雅维利对王子的谏言，如果通过语言和其他高等大脑功能操纵他人失败，就必须“有意地采用野兽的方式”。

古代希腊人从来没有梦想过平等和博爱。他们认为，世界处在一刻不停的竞争（agon）当中——没错，agon就是agony（痛苦、挣扎）的词根——世界上的每个人、每种东西都始终处在竞争中，竞争的结果将人和物分为三等：次等、高等，以及同等。

然而，爬行动物脑——我们所有人大脑中都有这一部分，而我们当中精神吸血鬼的大脑则被这部分所占据——却没有“同等”这一概念，它只知道“高等”和“次等”。恐龙这样的原始掠食者就是这样思维的，所以，如果有必要，它们会杀了你，让自己进入“高等”之列。

在现代人类的大脑中，新皮质占了总质量的百分之八十五左右，但许多证据表明，我们的大部分个人行为——社会行为、政治行为、性行为、官僚行为，以及无休无止的战争——都是由爬行动物脑所操控的。

g.k.切斯特顿曾写道：“你虽然或可摆脱不兼容或偶发的规律，但……不要煽动三角形挣脱三边的捆绑，这只会叫三角形死于非命。”

作为教师（我接受过纽约州教育服务协作机构的培训，有资格测试、诊断、矫正学习障碍），我曾教过近乎自闭的孩子，以及患有青春型精神分裂症的孩子。在我十八年的教学生涯中，我接触过心智不健全的孩子，包括两名反社会人格分子。

所有的孩子，特别是年纪不大的孩子，如果让他们不受干扰地玩玩具，就经常会表现出重复性的行为。在那些精神有残疾或心智不健全的孩子身上，这种重复性的行为会更严重。这在医学上被称为“持续重复症”，其表现是不能停下某种行为，比如在眼前挥手扇风，或者不断摇晃、哼唱。在那些患有自闭症的孩子身上，这种重复性的行为会更复杂，比如，他们必须随时随地带着自制的硬纸板“机器”和绳子做的“电线”，不然就会变得十分消沉。

在自然状态下，所有孩子的重复性的行为——男孩身上最明显，女孩身上更隐蔽——都是在对自己进行接纳和包容，一旦这种尝试失败，孩子就会失魂落魄、孤独无助。

孩子大脑里的新皮质还在发育之中，这一部分对他们行为的控制力还很弱。

相反，爬行动物脑反而十分活跃。有时候，这部分大脑会驱使他们做出可怕的行为。

蒙田在他的《随笔集》第十卷中写道：“……经常，事情是逆向而行的；我们对孩子的喧闹、游戏和稚拙，仍然较之他们长大后循规蹈矩的行为更感到兴趣，仿佛我们爱他们只是把他们当作消遣，当作小猴，而不是当作人。”

但以专业的眼光观察，孩子自己玩耍时不像猴子，而更像迅猛龙。

精神吸血鬼是大脑新皮质先天被抑制的进化案例，他们的额叶罕见地发达，导致神经元的自转轴垂直于物理极性磁场轴，所以他们的大脑成了一种简陋的全息影像发生器，而不是波前坍塌干扰仪——我们的大脑是后一种情况。换言之，精神吸血鬼的爬行动物脑可以将纯粹的意志力“投射”到其他人脑中相对比较被动的新皮质、边缘系统和爬行动物脑中，尽管目前还不知道这种“投射”是通过电磁波谱进行的，还是某种其他范围的能量。

精神吸血鬼的大脑虽然也有高等新皮质，但那只是一种附属物。精神吸血鬼可以流利地说话，或者伪装出利他主义行为和社交礼仪，但精神吸血鬼（就像反社会人格者）真正关心的，只有打斗和逃跑、优势和劣势、等级和控制。

还有暴力。他们永远都热衷暴力。

用暴力将他们的意志强加在你的意志之上。他们活着就是为了操控你。

1986年10月，我去罗得岛的普罗维登斯参加第十二届世界奇幻大会。在此之前，我很少参加科幻或奇幻大会，一方面是因为没有时间，另一方面是因为囊中羞涩。

1986年，卡伦和我其实也无法负担从科罗拉多到罗得岛的机票，但几个星期以来，大会相关人士都在“强烈建议”我参加，我的经纪人和其他作家解释说，这可能意味着我的小说赢得了世界奇幻奖，所以组织者希望我去现场领奖。我之前还从未亲自领取过写作方面的大奖。（我曾经在《迷离境界杂志》短篇小说大赛中与人共同获奖，我在电视上看见罗德·塞林的老友杰克·克卢格曼替我从主持人麦克·道格拉斯手上领取了罗德·塞林纪念奖奖状。颁奖仪式前三十分钟左右，杂志社的人才打电话让我打开电视。大约一个月后，我终于收到了邮寄回来的奖状，但奖状包装得不好，镀金边框的一边都被撞掉了。因为长时间暴露在阳光下，奖状上评委的签名也都看不清了。这些评委是：哈兰·埃利斯、卡罗尔·塞林、罗伯特·布洛赫、理查德·马西森——其中三人被我奉为写作偶像）

1986年10月，我们想去普罗维登斯，但我们无法负担两个人的费用。于是，尽管非常不情愿，但卡伦只好同四岁的简留在家里，我则请了一天假，飞到那里参加周末举行的活动。

我将《魔鬼在你身后》的终稿带在身上，它比我的行李箱还重。

蓝鸟书店破产之后，我的手稿——尽管蓝鸟里没有一个人读过——成了蓝鸟的“资产”，被打包交给了债权人，就像办公家具和打字机一样。我宁愿相信，吉姆付出了很大的努力，给包括《魔鬼在你身后》在内的未能出版的文学资产寻找新东家。

总而言之，一个大出版社——现在姑隐其名，原因很快就会揭晓——得到了尚待出版的《魔鬼在你身后》。我的经纪人安慰我这是好事，因为大出版社的印量会更高，发行也会更好。他还告诉我，参加世界奇幻奖的颁奖宴会对我来说是一次机会，我可以认识我的新出版商——更重要的是，认识我的新编辑。

一念及此，我就十分兴奋。法兰科是《迦梨之歌》的出版人和临时编辑，但他的编辑和修改很少很潦草。当然，这主要是我的责任。1986年之前，我发表的都是短篇小说，与我搭档的都是十分优秀的编辑，比如《全知》杂志的埃伦·达特洛，《阿西莫夫科幻杂志》的肖娜·麦卡锡。但我还没有同图书编辑合作过，我很期待能有这样的经历。

到了普罗维登斯之后，我仍然不相信《迦梨之歌》真的能获奖，尽管活动举办者是那么急切地要求我到场。在世界奇幻奖的历史上，还没有处女作能得奖。何况，同时被提名的作品全都来头不小，有克莱夫·巴克的《诅咒游戏》、彼得·凯里的《骗子》、丽莎·戈尔茨坦的《梦想年代》、保罗·黑兹尔的《冬王》，以及安妮·赖斯的《吸血鬼莱斯特》。《迦梨之歌》只出版发行了几千本精装书，又有几个人会真的读过呢？

不过，无论能不能得奖，只要能见到我的新编辑，将《魔鬼在你身后》的完整手稿交给它的新主人，也就算不枉此行了。

颁奖宴会举行前一天，我和我的编辑在普罗维登斯比尔特莫酒店的酒吧中见面了。我之前已经见过了我的新出版商，对他很有好感。

我还记得我吃力地搬出装手稿的大箱子的样子。那一幕像极了斯波尔丁·格雷那部令人又哭又笑的独角戏电影《箱中怪物》。电影里，他的桌上也摆着一只大箱子，里面装着他永远都写不完的小说。

我的新编辑是个女人，刚满二十一岁，刚被出版社任命为“恐怖小说”部门的主编。我也姑隐其名吧。

在普罗维登斯比尔特莫酒店的酒吧中，我头一个小时几乎没有说话。我的新编辑问我除了写作还干什么，我告诉她我的职业是教师，还介绍了正在进行的apex项目。

“哦，天才/神童培训项目啊。”她轻蔑地挥了挥苍白的手，“我参加过很多次。”

我解释说，我们从不给任何孩子贴“天才”的标签，只是为他们提供学习能力超前的孩子需要的诸多领域的高水平指导。

“我很小的时候，他们就告诉我母亲我是个天才。”我的编辑又挥了下手，“但我们天才知道自己是天才。”

我不回应，只是听她说。“我不会做被动的编辑，”我的新编辑说，“我也不会做好好先生。我们会把这看成是你的第一本小说。你会收到我写的详细修改意见，每一页都是单倍行距。我不会漏过任何一处改动。”

“太——”我说。我本来还要说“好了”两字，但我刚说出一个“太”，就又得听她说了。

“我会在我们公司缔造一个恐怖小说的新王朝，”我的编辑说，“或者说帝国。我将把整个行业的水平提升到新高度。我还没有读你的这本书，我们还没有买你的这本书，但通过我的编辑，它会达到我们的标准，否则根本就进不了待出版名单。”

“太——”我说。

“我知道，你的这本书……有点儿像是剽窃了罗宾森的《念控力》的创意……但我不相信这个设定撑得起那么长的故事。”她向我的大箱子投去恶意而挑剔的目光。

我没有接话。

“总之先看它能不能改出来吧。”她说。然后我只是默默地喝可乐，听她讲述她读书时参加的天才培训项目，以及她在出版业迅速成名的传奇经历。

第二天，《迦梨之歌》赢得世界奇幻奖的时候，我的妻子卡伦竟然出现在了晚宴上。原来，在我走后，她找她哥哥借钱买了机票。当主持人宣布《迦梨之歌》获奖时，我很开心她能在场。

下面我要写的东西，可能会让卡伦抡拳打我。

我给自己定了一个规矩，绝不写别人的负面形象（尤其是女人的），即便在小说中也不写（除了个别大反派）。我知道，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对自己的面貌、体重都无能为力，还会不时穿错衣服。我自己就是活生生的证明。

然而，在1986年的那场颁奖宴会上，和我们坐在一起的新编辑却真的很奇葩，她的奇葩着装暗喻了我以后十八个月的生活——那是我人生中最痛苦的一段时期——所以我觉得有必要讲讲她有多奇葩。

我的新编辑又矮又胖，而且非常非常苍白，这些都无关紧要。但她那天下午的穿着实在让人无语。她只穿着黑色比基尼小内裤和黑色胸罩，没有穿其他内衣。我之所以看得到这些，是因为她的“长袍”不过是菱形大网眼黑色连体丝袜，让我不禁联想到渔网。我小时候和父亲去伊利诺伊河或明尼苏达州的湖泊上捕鱼时，用的就是这种网。（有一次，我抓住的一条大鳗鱼大网眼中溜走了，但我没有发现，因为我觉得自己网到了一条大蛇，吓得转身就朝反方向全速逃跑。爸爸一把拽住我的皮带，把我甩回了船上，而那条鳗鱼已经穿过网眼溜回河里了）

总而言之，连体丝袜这种服装穿在身上，本来就让观者很不舒服，而她那天穿的这套又太小了，浑身上下的菱形网眼里都是鼓出来的白花花的肉。成年之后，为了避免成为最性感的怪胎，我学会了与女人保持礼貌的目光接触，不管对方的长相或穿着如何。但她这身黑色网眼蜘蛛网“长袍”让我着实不忍直视。这身穿着根本谈不上性感。我的新编辑看上去就像是被缠进了蜘蛛网里。蜘蛛网不断收缩、闭合、勒紧、挤压，似乎要将它的猎物置于死地。我当时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穿这身肯定很不舒服吧。

后来我才知道，她当天那身黑网是一个比喻。这张网网住的不是她，而是我。在未来的十几个月里，这张网将缠在我身上，越勒越紧。

卡伦和我那年秋天从普罗维登斯回来之后，我告诉她，我的书稿将面临大规模的编辑和修改。我们决定，我将尽其所能地协助编辑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

1987年1月开学后，那个学期，我每天仍然要花很长时间为apex项目工作，但每天的最后几小时，我可以去拜访由我们监督其项目进展的十九所学校中的一所或几所，所以我可以每天只坐班半天——当然，这也意味着，我的收入会减半。虽然我每天仍然有八小时、每周仍然有八十小时为apex项目工作，但在工作日的下午，我可以抽出几个小时出来。我的新出版商和编辑将在1986年圣诞节前把修改建议反馈给我，我打算用挤出来的这几个小时处理他们的反馈。

说实话，我收入减半后，卡伦和我的生活将十分拮据——我们的主要收入来源依然是我的工资，我们还有一个四岁的女孩要养，房贷也才刚还两年。当初我们之所以敢于贷款，就是因为我们觉得写小说可能会提高收入。何况我们还被告知，如果我的修改令新编辑满意，就能拿到剩下一半预付金的一半，并在出版之后拿到另一半——尽管我的书离出版那天似乎还遥遥无期。

于是，我做出了令教师同事和学区管理者惊讶的举动：拿着一半的薪水，却干了百分之九十该干的工作，为的仅仅是每个工作日下午能抽出两三个小时来。我的编辑承诺说，她的“详细修改建议”将在感恩节前发给我。

可是，1986年的感恩节前，我并没有收到她的建议，直到圣诞节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