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尔点点头，绕过沙发，坐进长椅，将双肘撑在膝盖上，一边比画着大手一边说：“德国人占领罗兹的时候，我十四岁。那是1939年9月。一开始情况并不糟。他们下令成立犹太议会，商定如何管理第三帝国的新前哨基地。我父亲说，这表明任何人都可以通过文明的方式沟通。他不相信世界上存在十恶不赦的魔鬼。虽然我母亲大力反对，但我父亲还是主动加入了议会。已经有三十一名德高望重的犹太人接受了任命。一个月后的十一月初，德国人将议会成员送进了集中营，还焚毁了犹太教堂。

“全家商量是不是逃去克拉科附近默什叔叔家的农场。罗兹的粮食已经严重短缺。我们夏天常去叔叔的农场，所以到那里同亲人团聚听上去十分诱人。默什叔叔告诉我们，他的女儿丽贝卡嫁给了一个美国犹太人，正打算去巴勒斯坦开发农场。这些年来，丽贝卡一直强烈建议家族的其他年轻人到她那儿去。我自己就非常乐意。同其他犹太人一样，我已经被赶出了罗兹的学校。默什叔叔曾在华沙大学教书，我知道他很乐意教导我。德国人颁布的新法律规定，我父亲只能给犹太人看病——他们中的大多数居住遥远的贫民区。我们几乎没有理由再留下，却有数不清的理由离开。

“但我们留下来了。我们计划遵照惯例，六月份去默什叔叔家，到时候再决定是否返回罗兹。我们真是太天真了。

“1940年3月，盖世太保将我们从家里赶出来，关进城里新建的犹太隔离区。4月5日我生日那天，隔离区被完全关闭，犹太人被严禁踏出隔离区半步。

“德国人又建立了犹太议会，这次我父亲被要求在议会中任职。我们一家八口挤在一个房间中，一个名叫柴姆·伦高斯基的长老经常来找我父亲，彻夜谈论如何管理犹太隔离区。不可思议的是，尽管隔离区人满为患，饿殍遍地，大家却普遍服从管理。我重返学校上学。父亲不去议会开会的时候，就去他和伦高斯基白手起家建起的医院上班，每天工作十六个小时。

“我们就这样挨过了一年。以我的年龄而论，我的身材太瘦弱了。但我很快就学会了如何在隔离区生存，尽管我不得不去偷窃食物储藏起来，拿值钱货去找德国士兵换取食物和香烟。1941年秋天，德国人将数千欧洲西部的犹太人装进了隔离区。有的甚至是从卢森堡运过来的。大多数是德国犹太人，他们瞧不起我们。我同来自法兰克福的一个比我大的男孩打了一架。他比我高大许多。我当时十六岁，但往往被误认为只有十三岁。我把他打翻在地。他挣扎着想站起来，我操起一块板子砸过去，在他额头上撕开一条又深又长的口子。他上周才被车厢密闭的火车运到这里，身体还十分虚弱。我忘了我们为什么打架了。

“那天冬天，我妹妹斯特法死于斑疹伤寒。数千人被这种病夺走了性命。开春后，德国人在东线连战连捷，我们都在庆幸春天的来临。父亲乐观地认为，苏联将迅速陷落，整个战争将于八月前结束。他希望许多犹太人被安置在东部新征服的城市。‘我们将成为第三帝国的农夫。’他说，‘但当农民也不算糟糕。’

“五月，大部分德国和非波兰裔犹太人都被送到了南部的奥斯维辛。在被火车一列列地拉到集中营之前，我们几乎都没听过奥斯维辛这个名字。

“那个春天之前，我们这个隔离区一直被当作临时的畜栏。现在，运送牲口的火车一天发四趟。作为犹太议会的成员，我父亲被迫监督对犹太人的集中与驱逐。这项工作进行得井然有序。我父亲憎恶自己。为了赎罪，他将大把时间都用在了医院。

“六月底，终于轮到我们被驱逐了。那正是往年我们去默什叔叔农场的时间。我们一家七口被要求到火车站报到。我母亲和我弟弟约瑟夫都哭了。但我们还是去了车站。我觉得父亲似乎解脱了。

“我们没有被送到奥斯维辛，而是被送到了北部的切姆诺，一个距罗兹不到七十公里的镇子。我小时候曾有个叫莫尔德柴的玩伴，他家就来自切姆诺。我后来才知道，就在去年冬天，可怜的斯特法死于斑疹伤寒的时候，德国人在切姆诺进行了第一次毒气实验……

“同之前听说的故事不同，我们前往集中营的旅途还算舒适。我们挤在车厢里，但那是普通的客车车厢。那天是6月24日，天气很好。到达切姆诺的一瞬，我还以为自己是来默什叔叔家做客的。切姆诺站很小，只是被茂密森林环绕的乡村车站。德国士兵带我们上了卡车，但士兵们显得轻松而愉快，既没有推搡，也没有叫喊。车开到了几公里外的一片开阔地，集中营就建在那里。我们一到就开始登记。我清楚地记得集中营外碎石路上的一排办公桌，还有林子里鸟儿的鸣唱。然后我们按性别分开沐浴消毒。我忙着跟在成年男性后面，没来得及看到我母亲和四个妹妹消失在女囚区的栅栏后面。

“我们被勒令脱掉衣服，排成一排。去年冬天我刚开始发育，所以非常害羞。我不记得有人恐吓我们。那天气温宜人。我们被告知洗完澡之后再吃饭。空气里仿佛带着节日的气氛。我看见前方的空地里停着一辆大篷卡车，车身上描绘着鲜艳的动物和树木图案。我们这排人开始朝空地走去，一个戴着厚镜片眼镜、表情腼腆的年轻党卫军中尉走上前来，将老幼患病者与强壮者分开。中尉来到我面前的时候犹豫了。我仍然个头矮小，但去年冬天我吃得相对较好，于是春天猛长了几厘米。他微微一笑，挥了挥短棍，让我站到少数身强力壮者当中。父亲也被分到了这排。八岁的约瑟夫则被留下同孩子与老人在一起。约瑟夫哭起来，父亲拒绝离开他。我也回到父亲和约瑟夫身边。年轻的党卫军中尉朝士兵打了个手势。父亲让我回去，但我不同意。

“于是我这辈子第一次被父亲打了。他把我推开，说：‘走！’我摇头，留在原地。身材壮硕的士兵气势汹汹地走上来。父亲又打了我一下，这次非常用力，边打边喊：‘走！’我又惊又痛，在士兵到达前踉踉跄跄地返回强壮者当中。党卫军继续挑选。我对父亲很气愤。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不能一起洗澡。他在那么多人面前羞辱了我。我含着委屈的泪水注视父亲离开。他赤裸的后背在晨光中异常苍白。他抱着已经停止哭泣、正四处打量的约瑟夫。父亲从我的视野中消失之前，最后回头看了我一眼。

“当天抵达集中营的人中，包括我在内，有五分之一没有被消毒。我们被直接送到牢房，领到了粗糙的囚服。

“那天下午和晚上，我都没有见到父亲。我在肮脏的牢房里努力入睡时，感到前所未有地孤独。我觉得其他家人都在集中营的另一头，而父亲无情地将我同他们分开了。

“第二天早上，我们吃过土豆汤，就被分配了劳动任务。我所在的一组被带到森林里。那里已经挖出了一个大坑，两百英尺长，四十英尺宽，至少十五英尺深。泥土有刚被翻动的痕迹，我判断附近有刚被填满的其他大坑。腐尸的气味相当明显，但我仍然不愿承认残酷的现实，直到当天第一辆大篷卡车到来。就是我昨天见过的那种大篷卡车。

“切姆诺是他们的实验场。希姆莱下令毒气室使用氰化氢，但那年夏天，他们用的仍然是一氧化碳，运尸体用的则是颜色鲜艳的大篷卡车。

“我们的任务是将尸体分开——准确地说，是撬开——扔进大坑，铺上泥土和石灰，等待下一批尸体到来。一氧化碳不是很有效，经常有一半的遇害者没被毒死，于是由守候在大坑边的骷髅师士兵补射。骷髅师士兵会在等待下一辆车到来的间隙抽烟、说笑。但这时候，仍然有个别人挨过了毒气和补射，蠕动着被我们活埋。

“那天傍晚，我浑身粪便和血污回到了牢房。我考虑过死，但我最终决定活下来。无论如何都要活下来。直面一切活下来。为了活而活下来。

“我谎称我是牙医的儿子，接受过牙医训练。看见我这么小的牙医学徒，犯人头目都笑了。但第二周我就被安排了拔牙的任务。我同另外三个犹太人在赤裸的尸体堆中搜寻项链、金饰品和一切值钱的东西。我们用金属钩伸进肛门和yin道探查。然后我用老虎钳拔掉金牙和牙齿填充物。我常被派到大坑中工作。一个名叫鲍尔的党卫军士兵常把土块扔到我头上哈哈大笑。他自己也有两颗金牙。

“一两周后，负责掩埋尸体的犹太人也会被定期屠杀，工作由新一拨人接替。也许我手脚麻利，干活高效，我在大坑干了九个星期。每天早上我都觉得今天会轮到自己被杀。每天晚上，我听着下面床铺的老人念诵祷文，反复呼唤先知的名字，我则开始向上帝祈祷，尽管我已经不再信仰上帝。‘再多给我一天吧。’我说，‘再多给我一天吧。’但我最信任的是我自己的求生意愿。也许这是年轻人的唯我主义，但我告诉自己，只要我坚信自己能活下去，那这一愿望就一定能实现。

“八月，集中营扩建，我被调派到了森林旅。我们砍掉树木，拔掉树桩，将石头运去修路。每隔几天都会有劳工在完成工作后被送上大篷卡车，或者直接押到大坑边。所以森林旅的成员始终在变。十一月落下了那年的第一场雪，而我已经是森林旅中最长命的囚犯了，除了老卡尔斯基。”

“卡尔斯基是什么人？”娜塔莉问。

“犯人头目。这种人手持鞭子，管理其他囚犯。”

“他们为虎作伥？”

“有专业论文论述犯人头目及其对纳粹主子的认同。”索尔说，“斯坦利·埃尔金斯和其他学者研究了集中营里囚犯的臣服现象，并将其与美国黑奴的温顺做对比。今年九月，我还参加了研讨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会议。患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人不仅与自己的加害者站在一起，甚至积极地支持加害者。”

“就像那个帕蒂·赫斯特。”娜塔莉说。

“是的。我对这种意志上的征服研究了很久，不过这个我们等会儿再说。现在，我想说的只是，如果我在集中营里还有可取之处的话，那就是我没有成为犯人头目。

“1942年11月，集中营改造完成，我从临时牢房转移回正式牢房。我被安排负责掩埋尸体。焚尸炉已经建成，但他们低估了被送往集中营的犹太人的数量，所以大篷卡车和大坑仍在发挥作用。他们不再需要我给尸体拔牙了。我铺上石灰，在初冬的寒气中瑟瑟发抖，然后就是等待。我知道，用不了多久，我就会成为一具被他人埋葬的尸体。

“1942年11月19日，星期四，那天晚上发生了一件事。”索尔陷入沉默。几秒钟后，他起身走到了壁炉边。火几乎熄灭了。“娜塔莉，你能给我弄点儿比咖啡更烈的饮料吗？比如雪利酒？”

“当然可以。”娜塔莉说，“白兰地怎么样？”

“太棒了。”

她不一会儿就拿着一大杯白兰地回来了，索尔翻拨了木炭，添加了柴火，让火又熊熊燃起来。

“谢谢，亲爱的。”他晃了晃杯中琥珀色的液体，深吸一口气，然后一饮而尽。壁炉中的柴火发出噼噼啪啪的爆裂声。“星期四——我有把握那天是1942年11月19日——五名德国人深夜来到我们的牢房。他们之前来过。每次来都会带走四个人。那些人后来再没回来过。另外七个牢房中的囚犯告诉我们，他们那里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我们不知道纳粹为何要进行这种秘密清除行动，明明每天都有数千人被公然埋进大坑，没必要多此一举。有谣言说，他们是被带去做医学实验了。

“那天晚上，一个上校带着士兵来到我们的牢房。这一晚，他们选择了我。

“我决定反抗。这和我不惜一切活下来的初衷相悖，但一想到被拽进外面的黑暗之中，我就惊恐得丧失了所有对生的希望。我做好了反抗的准备。士兵勒令我下床的时候我就知道，我马上就要死了。我打算在他们杀死我之前至少干掉一头德国猪。

“但他们没有杀我。上校只是命令我离开牢房，而我服从了。准确地说，是我的身体背叛了我。不是因为我胆怯，而是因为上校进入了我的大脑。我不知道该如何表述。我能清楚地感觉到他进入了我的大脑，就像子弹穿透肉体般刺痛。我感觉到他在操控我的肌肉，驱使我走过地板，离开牢房。党卫军士兵则在一旁大笑。

“很难描述我当时的感觉，只能称其为‘精神强奸’，但即便这个词也无法准确表达我受到侵犯的感觉。我那时不相信——现在也仍然不相信世上存在恶魔附身或超自然现象。上校具备一种恐怖的通灵或心理能力，可以直接操控他人的意志。

“我们被装上了一辆卡车。这本身就不可思议。除了从切姆诺车站到集中营坐过火车，犹太人被禁止乘坐任何交通工具。波兰的那个冬天，奴隶比燃料便宜多了。

“他们将我们载到森林。卡车上有十六个人，包括从女囚牢房里带出来的一个年轻女人。精神强奸暂时结束了，但我却感觉自己的精神涂满了秽物，比每天在大坑工作时沾满全身的粪便还要肮脏。别的犹太人都在窃窃私语，从他们的表情我知道，我是唯一被精神强奸的。老实说，我甚至怀疑自己发疯了。

“车开了不到一个小时。一名士兵手持冲锋枪在车后部看管我们。集中营的士兵从不在营内携带自动武器，因为一旦囚犯造反抢走了武器，后果不堪设想。牢房的恐怖经历令我身心疲惫，不然我早就把德国人制服了，至少也会从卡车上跳下去。但上校就在卡车车厢内，尽管我见不到他，却仍然被恐惧牢牢摄住。

“午夜过后，我们抵达了森林深处的一座巨大的建筑。美国人会叫那里城堡，但那里比城堡有过之而无不及。我祖国的黑森林中，也隐藏着这种古老的大会堂——由石头堆砌而成，历史久远不可考，由隐居的家族一代代扩建而成，这些家族的祖先可以追溯到基督诞生之前。卡车停下来，我们被赶到了离大厅不远的一个地窖之中。凋敝的花园中停着几辆军车，大厅里传出闹哄哄的噪声，我推断德国人将这里强占后建成休闲娱乐中心，给有特权的部队使用。被关进黑暗的地窖之后，我听见另一辆卡车的一个立陶宛犹太人说，他认识车上的标志，它属于三号特别行动队，他们扫荡了他的家乡德文斯科附近的所有犹太村庄。就连执行集中营种族灭绝任务的党卫军骷髅师也害怕特别行动队。

“不久后，士兵拿着火把回来了。地窖里有三十二个犹太人。我们被平分为两组，领到楼上不同的房间。我们这组人被勒令穿上粗糙的红色长套衫，身前画有白色标记。我不明白我的标记——一座塔，或是一根巴洛克风格的灯柱——是什么意思。我身边的人的衣服上绘有大象抬起右前腿的图案。

“我们被带到了大会堂。大厅里的场景就像是中世纪画家耶罗尼米斯·博斯的作品一样。数百名党卫军和特别行动队士兵随意闲逛、赌博、强奸。波兰的农村姑娘——有些只是孩子——充当他们的仆人和奴隶。墙上插着火把，仿佛地狱中摇曳的火焰。食物被扔在地上，任其腐烂。有数百年历史的挂毯被炉火熏黑污染。德国士兵用刺刀将姓名刻在一张曾经精美的宴会桌上，将其划得遍体鳞伤。喝得酩酊大醉的士兵躺在地上呼呼大睡，鼾声如雷。我看见两个士兵在地毯上撒尿，那块地毯应是某次十字军东征时从圣地带回来的。

“大厅非常大，但大厅中央明显有一片正方形空地，边长十一米。地上铺着四英尺见方的地砖，黑白交错排列。空地两端的石板上，摆着两把沉重的椅子。椅子上方就是阳台。年轻的上校就坐在其中一把椅子上。他金发白肤，典型的雅利安人，双手惨白枯瘦。另一把椅子里坐着一个老人，如同大会堂一样古老。老人也穿着党卫军制服，而且是将军制服，但他看上去就像是被调皮的孩子穿上宽松制服的干皱蜡人。

“另一辆卡车上的犹太人被从侧门领进来。他们穿着淡蓝色长套衫，身前画着与我们类似的黑色标记。我看见另一组有个女人的身前标记是王冠，恍然大悟。尽管仍处在恐惧和疲惫之中，我还是意识到正在发生什么事——它荒诞不经，但又不由我不相信。

“我们被要求站到自己的方格里。我是兵，白方王翼象前兵。我站在上校右前方，距他三米，面朝那个满脸惧色的立陶宛犹太人——他是黑方的象前兵。

“叫喊和歌唱停下来。德国士兵聚到在空地边上，推搡着争抢位置。有人爬上楼梯，或者为了获得更好的视野而挤到阳台上。大厅里安静了半分钟，只听得到火把燃烧的毕剥声和人群沉重的呼吸声。我们三十二个饥肠辘辘、面色苍白的犹太人站在被分配的位置上，瞪着眼不敢大声呼吸，等待着即将降临的一切。

“老人在自己的椅子上探出身子，朝上校挥了挥手。年轻的上校微微一笑，点了点头。游戏开始了。

“上校再次点头，我左边的兵——一个留着白胡茬的憔悴老人——向前迈出两格。老人也让自己的兵上前两格。这两个可怜的囚犯脚步蹒跚，神情困惑，可见他们的身体并不由自己操控。

“我同父亲和叔叔玩过国际象棋。我知道标准的开局法。对弈者没有标新立异。上校瞟了眼右边，一个充当马的粗壮波兰人来到我面前一格。老人也让他的后翼马上前。上校让我们的象——左臂裹着绷带的矮个子男人——从我身后站到后翼马所在列与第五行相交的方格中。老人将他的后前兵上前一格。

“我当时想，如果我不是兵就好了。我面前的粗壮农民——我方马——几乎无法让我感到安全。我右边的另一个兵回头去看，然后露出龇牙咧嘴的表情，因为上校强迫他面朝前方。我没有回头。我的腿开始打战。

“上校让后前兵前进两格，站在王前兵旁边。我们的后前兵是一个男孩，可能刚满十岁，他偷偷摸摸地左右打量了一下，没有转动脑袋。我面前由农民充当的马是男孩与老人的王翼兵之间唯一的保护。

“老人左手微微一挥，他的象走到了充当他的王后的丹麦女人面前。象的脸煞白。上校第五步调出了另一个马。我看不见那个人的脸。每走一步棋，棋盘周围的党卫军都会叫嚷鼓掌，如同足球比赛的观众一样。我听见有人称呼上校的对手为‘老家伙’，而上校被称作‘大师’。

“老人弓着背探出身，就像一只苍白的蜘蛛。他将王翼马挪到了象前兵前。马年轻而强壮，他应该刚来集中营没几天。他脸上挂着白痴般的笑容，仿佛在享受这场可怕的游戏。似乎是为了回应他的笑容，上校将我们虚弱的象挪到了黑方马的位置。这时我认出了那个象。他是我们牢房的木匠，两天前给士兵修桑拿房时，被锯子割伤了手。他举起没受伤的手，拍了下黑方马的肩膀，就像朋友之间在换岗交接。

“我没有看见枪口的闪光。我身后阳台上有人开了枪，我被吓得跳了起来，正欲逃走，却被上校的意志之钳牢牢控制住。充当马的年轻人脸上的笑容在红色和灰色的迷雾中消失了，颅骨被子弹打碎。他身后的兵们都惊恐地蹲下，但又被逼着痛苦地站起来。马的尸体滚到了他出发的位置。黑兵所在的白色方格上已经出现了一摊血。两个党卫军士兵上来拖走了尸体。颅骨碎片和脑花溅到了附近的几个黑棋上。但其他人都没有受伤。房间里爆发出一阵欢呼。

“老人再次探出身子，他的象斜走到我们象的位置。黑象轻轻碰了碰木匠裹着绷带的手臂。这次枪声过了片刻才响起。子弹射入我们象的左肩胛骨，矮个子木匠向前踉跄了两步，然后坚持站立了一秒钟，抬起右臂，像是要挠左肩上的痒痒，然后双腿一弯，倒在了地砖上。一个士兵上来，用鲁格尔手枪顶住木匠的脑袋，开了一枪，然后将仍在痉挛的尸体从棋盘上拽走。游戏继续进行。

“上校让我们的王后上前两格。我同王后之间只隔着一个方格，可以看到她几乎都把指甲啃光了。这让我想起了我的妹妹斯特法，泪水

竟然模糊了我的视线。这是我第一次为斯特法流泪。

“老人在醉汉的喧闹中又走了一步棋。他的王前兵快速吃掉了我们的后前兵。我们的兵是一个蓄着大胡子的波兰人，明显是正统犹太人。有人朝他连开两枪。黑方王前兵的身上覆满了我们后前兵的鲜血。

“我面前一个棋子都没有了。我看着三行之外黑马的脸。火把投下长长的阴影。党卫军士兵在棋盘外大喊着支招。我不敢回头去看上校，但我看到老人在他的宝座上挪动身子。他肯定意识到自己正在失去棋盘中部的控制权。他转过头，让自己的王翼马前兵上前一格。上校将我们仅存的象挪到与那个兵相邻的一格，挡住对方的兵，同时威胁老人的象。人群又欢呼起来。

“开局结束了，两个玩家进入中盘。双方都王车易位，并且将车投入了战场。上校让我们的王后站到我面前。我盯着她的长套衫下凸起的肩胛骨，还有背上卷曲的头发。我握紧拳头，然后松开。游戏开始后我还没有走过一步。我头痛欲裂，眼冒金星。我担心我会晕倒。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上校会任由我瘫倒吗？还是说，我丧失意志之后身体仍然会站立在这儿？我大口喘息，努力将注意力集中在远端墙壁火光摇曳的挂毯上。

“黑方第十四步，老人让他的象吃掉棋盘中部我们的马。这次没有开枪。一个大块头党卫军士兵来到棋盘上，将一把匕首递给了黑方象。大厅陷入沉默。火光鬼魅般舞动。农民蠕动着身体，似乎在奋力挣扎。我看见他臂膀的肌肉紧绷，徒劳地抵抗着上校的操控。黑方象匕首一挥，割断了农民的喉咙。党卫军士兵收回匕首，给另外两个士兵打了个手势，让他们上来收尸。游戏继续。

“我们的一个车吃掉了他们进逼的象。这次又使用了匕首。我站在年轻的王后身后，紧闭双眼。后面几步我都闭着眼，直到上校将我们的王后前挪一格。王后离开我的时候，我真想放声大哭。老人立刻将他的王后——一个年轻的丹麦女孩——沿斜线挪到他的车所在列的第五个方格。对方的王后在斜线上离我只有一格，中间没有其他棋子。我怕得几乎就要失禁。

“上校开始主动攻击。首先他让王翼马前兵上前。老人派出了他的车前兵迎击。对方的兵是个红脸男人，我认出他是森林旅的一员。上校也派出了我们的车前兵。我很难看见那边的情况。大多数囚犯都比我高，我只能看见他们的后背、肩膀、光头和汗水。他们是一群惊恐不已的人肉棋子。我在大脑中想象着棋局。我知道，我背后的那排只有我们的国王和一个车。而我这一排除我之外只有王前兵。我的前面和左面是一堆后、兵、车、象。更靠左的地方孤独地站立着我们仅存的马。他的左边则是陷入僵局的两个车前兵。黑方王后仍然在我右边威胁我。

“我们的国王——一个骨瘦如柴的六十多岁的犹太人——朝右上方斜走了一格。老人将他的车都调到了国王所在的列。突然，我们的王后后退到我们车所在列的第二格。我彻底孤立了。我盯着正前方四格之外的立陶宛犹太人，他也正盯着我，眼里流露出困兽般的恐惧。

“我被突然驱使向前，双脚在大理石地砖上拖行。我的大脑里有一种可怕的东西在推我，约束我，强迫我闭上嘴，将尖叫咽回肚子。我停在我们王后先前所在的位置，左右都有一个白兵。老人让他的黑马上前与我相对，我们之间隔着一个白格子。人群的叫喊声更大了，有节奏地反复呼喊着‘大师！大师！’的口号。

“我又迈出了一步——这次只有一格。我现在是越过棋盘中央的唯一白棋。黑方王后就在我的右后方某处。她就像阳台上的那个枪手一样，虽然看不见，却随时可以要我的命，让我感觉有如芒刺在背。我前方半米处就是黑方马那汗涔涔的脸和深陷的眼窝。他后面是哆嗦着的利维坦犹太人。

“黑方车从我左侧经过，进入白方兵所在的方格，两者扭打起来。一开始我还以为上校和老人失去了对棋子的控制，后来才意识到这是游戏的一部分。德国士兵尖叫着围观杀戮。黑方车更强壮，或者说没有受到约束，所以他占了上风，双手死死勒住白方兵的喉咙。漫长的胡乱挣扎过后，白方兵终于不动了。

“我们的兵刚被拖走，上校就将仅存的马挪入方格中，搏斗继续上演。这次被杀死的是黑方车。他赤裸的双脚从地板上拖过，突出眼眶的双眼茫然瞪视着虚空。

“黑方马步履艰难地从我面前走过，然后又在方格中上演了搏斗。两人势均力敌，双腿打战，手指却在挖对方的眼睛。最后，白方马被挤出了方格，进入我身后的空格。开枪者肯定在我正前方的阳台上。我感到子弹从耳边呼啸而过，扎进白方马的身体。白方马朝我一个踉跄，扑倒在地。他的手抓住我的脚踝，寻求援助。但我没有转身。

“我们的王后又站到我身后。我右边的黑方兵前进一步威胁她。如果我可以控制自己的身体的话，我一定会抓住他。但我的身体不听我使唤。王后后退了三格。老人将他的后前兵上前一格。上校也调出了我们的另一个象前兵。

“‘大师！大师！’人群高呼着。老人将他的王后后退了两格。

“我又被挪动了，和立陶宛犹太人面对面。他僵硬地站着，恐惧令他动弹不得。他是否知道，只要我们在同一纵列，我就不可能伤害到他？也许他不知道，但我知道，黑方王后可以随时干掉我。只有我身后五格的我方王后能给我安全感。但倘若老家伙愿意换后怎么办？但他只是将他的车挪回了王原来所在的方格。

“我的左侧传来一阵骚动：另一个象前兵将黑方兵吃掉，然后又被剩下的黑方象吃掉。我成了敌人地盘上唯一的白棋。上校将白方王后挪到我身后的方格。无论接下来发生什么，我都不会是一个人。我屏住呼吸等待。

“结果什么都没有发生。老人从他高高的宝座上走下来，打了个手势就离开了。他认输了。醉醺醺的特别行动队士兵们大喊着起哄。一小队佩戴骷髅头标记的士兵冲到上校面前，将他抬到肩上在房间里游行。我留在原地，面对着立陶宛人。我们傻兮兮地对视着。游戏结束了，我知道自己为上校取胜发挥了作用，但我头脑迟钝，所以我说不清是什么作用。我眼中所见，全是疲惫而困惑的犹太人如释重负。大厅里回荡着士兵的叫声和歌声。充当白棋的人中死了六个。黑棋也被干掉了六个子。我们剩下的人可以动了。我转身拥抱身后的女人。她在抽泣。‘舍拉姆。’我说，吻了吻她的手，‘舍拉姆’。立陶宛犹太人双腿一软，跪在他所在的白色方格里。我扶他站起来。

“手持冲锋枪的一队士兵领着我们穿过人群，进入空荡荡的门厅。他们命令我们脱掉长套衫，堆在一起。然后，他们把我们赶到了漆黑的户外，准备射杀我们。

“他们命令我们为自己挖掘墓穴。房后四十米的空地里放着六把铁铲，我们用铲子挖出了一个浅浅的宽壕沟，士兵们有的手持火把，有的站在黑暗中抽烟。地上有血。冻土坚硬得跟石头一样。我们只能挖半米深。我听见门房里传出连续的笑声。高处的窗户中透着光，在石板山墙上投下长方形的光斑。恐惧和劳作使我们几近麻木。我赤裸的双脚已经变成了蓝白色，我几乎感觉不到自己的脚趾头。我们差不多挖好了坑。我知道我必须做出决定。周围异常昏暗，我觉得最大的希望是往森林方向逃。如果所有人一起拔腿就跑，成功的概率会更大，但有几个年老的犹太人显然又冷又累，行动不便，而且我们不能对话沟通。站在壕沟几米外的两个女人徒劳地遮掩着赤裸的身体，德国士兵则在一旁讲着粗俗的笑话，并用火把凑拢她们。

“我不知道是该逃跑，还是该用长把铁铲打倒一个士兵，抢过冲锋枪。他们虽然是特别行动队骷髅师，但他们酩酊大醉，戒备松懈。我必须做出决定。

“我拿起了铁铲。选择了一个离我几步之遥、正在打瞌睡的矮个子守卫。我抓紧了长把手。

“‘住手！我的兵呢？’金发上校从雪地里朝我们走来。他穿着一件厚重的长大衣，戴着军帽。他走到手持火把的士兵当中，打量四周。他在找他的兵，但是哪个兵呢？

“‘你！过来！’他指着我说。我闻言大惊，还以为又要遭受精神强奸。但这次没有。我从浅坑中跳上来，将铲子交给一个士兵，赤裸全身、战战兢兢地来到被尊称为‘大师’的上校面前。

“‘你们必须把他们解决掉。’他用德语对负责的士兵说，‘快！’

“领头的士兵点点头，将犹太人聚拢到一块儿。壕沟远端的两个女人用火柴棍似的胳膊拥抱着彼此。领头的士兵命令所有人躺在冰冷的壕沟中。三个抗命的男人被当场射杀。充当黑方国王的男人在我两米开外抽搐着倒下。我低头看着自己毫无血色的双脚，努力保持不动，但颤抖还是加剧了。其他犹太人被勒令将尸体滚进大坑。现场阒寂无声。苍白的背部和臀部在火把的光芒中分外耀眼。领头的士兵再次下令，枪声再起。

“整个过程持续不到一分钟。冲锋枪和轻型卡宾枪的枪声断断续续，每次枪声一响，一个赤裸的身影就会栽入坑中，痉挛两下，然后不动了。那两个女人死的时候仍拥抱着彼此。立陶宛犹太人用希伯来语大喊，跪在地上，张开双臂——我至今都不知道他是在乞求士兵怜悯还是苍天开眼——然后他就被自动武器打成了马蜂窝。

“我站在原地，盯着自己的双脚瑟瑟发抖，暗暗祈祷自己能隐形。但在其他犹太人被杀光之前，领头的士兵就转身背对我，说：‘是这个吗，上校？’

“‘他是我忠诚的兵吧？’上校说，‘我们必须去狩猎。’他说。

“‘狩猎？’领头的士兵问，‘今晚上？’‘黎明开始。’‘老家伙也去？’‘是的。’

“‘好的，上校。’我看见领头的士兵露出厌恶的神色，因为他今晚睡不成觉了。

“士兵开始铲起冻土撒在尸体上，我被带回门房，被关进了几个小时前待过的地窖。我的双脚发痒，然后像火燎般难受。疼痛锥心刺骨。尽管如此，我还是睡着了。但不久领头的士兵就回来打开了我的镣铐，命令我穿上衣服：内裤、蓝色羊毛裤、衬衣、厚毛衣、厚袜子，以及有点偏小的皮靴。这只是一套普通的衣服，但对于穿了好几个月破烂囚服的我来说，感觉就像高档的华服。

“领头的士兵将我带到外面。四个党卫军士兵站在雪地中等我。他们配备有电筒和重型步枪，其中一人还牵着一条德国牧羊犬。我们等待上校和老家伙的时候，那条狗被绳子拽着，把我闻了又闻。大会堂陷入黑暗，叫嚷声也平息了。黎明即将降临，天空中开始露出灰白色。

“上校和老将军现身的时候，士兵们关了手电筒。上校和老将军没穿制服，而是身着沉重的绿色狩猎夹克，披着狩猎斗篷，每人手中一把非战斗用、大口径、带瞄准镜的步枪，我立刻反应过来，我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但我太累了，根本不在乎。

“上校挥了挥手，士兵们就从我身边走开，站在两名军官身边。我不知所措地在原地站了一分钟，拒绝去做他们要我做的事。领头的士兵用蹩脚的波兰语对我喊：‘快跑！跑起来，你这个犹太害虫！快！’但我仍然没有挪步。狗狂吠着朝我扑过来。领头的士兵举起手枪，朝我双脚之间的雪地开了一枪。我没有挪步。然后我感到上校在试探性地触碰我的意志。

“跑，我的小兵！跑！我脑中柔滑的低语我让头晕作呕。我转身跑进森林。

“我的身体条件不容我跑多久。没过几分钟，我就气喘吁吁，步履蹒跚。我的脚印在雪地上清晰可见，但我对此无能为力。我跌跌撞撞，辨不清方向——我希望自己是往南方去的——这时天色越来越亮。我身后传来狗的狂叫，我知道狩猎队开始跟踪了。

“没走到一公里，我就来到了一块约二百米宽、没有树和灌木的开阔地。铁丝网横亘在这片无主之地的中央，但它不是我停下脚步的原因。在空地的中央竖着一块牌子，上面用德语和波兰语写着：雷区！禁入！

“狗叫声越来越近。我左转，忍着痛、喘着气小跑起来。我现在知道我逃无可逃。整个大会堂都被雷区包围起来，形成了封闭的私人猎场。我唯一的希望是找到昨天晚上我们来时走的路——那仿佛是很久之前的事了。那条路上肯定会有关卡和哨兵，但我如今只有这一条生路。我宁愿被哨兵打死，也不愿被身后的恶魔猎杀。我下定决心，如果最后找不到那条路，我就直接跑进雷区，一死了之。

“我刚跑到一条浅浅的小溪，精神强奸就又开始了。我僵住，注视着半冰封的溪流，这时我感到他进入了我的大脑。我抗争了几秒钟，抓挠自己的太阳穴，跪在雪地里，但上校已经进入了我，他的意志塞满了我的大脑，就像水无情地灌进落水者的口鼻肺一样——不，应该说，那感觉比这更糟，就像一条巨大的绦虫钻进我的头颅，在大脑中挖凿。我尖叫，却发不出任何声音。

“过来，我的小兵！上校在我脑中低语。他的思想将我的思想驱逐进黑暗的深渊。一张张脸，一个个地点从我眼前掠过。我被仇恨和自大所鼓动。我的嘴中弥漫开血的腥甜味。过来！我脑中的低语令我恶心，仿佛一个男人将舌头伸进了我的嘴。

“我看见自己跑进小溪，转身朝西边，也就是狩猎队的方向跑去。我用尽全力地跑，痛苦地喘息着。冰水刺激着我的双腿，令我的羊毛裤愈发沉重。我的鼻子开始流血，血沿着我的脸和脖子淌下来。

“来吧！我离开了小溪，跌跌撞撞地跑出森林，来到一堆巨石之上。我的身体像提线人偶一样抽搐，但我还是爬到石头缝隙之中。我躺在里面，脸贴着石头，血滴落在冰冻的苔藓上。我听见狩猎队的声音越来越近，他们就在树林背后不到五十步的地方。我猜他们会包围我所在的那堆巨石，然后上校会令我站出来，以方便他们瞄准射击。我努力挪动腿和胳膊，但我觉得连接大脑和身体的神经似乎被切断了。我被死死地摁在原地，仿佛巨石正压在我身上。

“我听见有人交谈，然后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狩猎队沿着我十分钟前走的路离开了。我听见狗边叫边循着我的足迹追踪。为什么上校要玩弄我？我努力读懂他的想法，但我的意志还没触碰到他的意志，就被他像赶苍蝇一样一巴掌打飞了。

“我突然又能动了，佝偻着跑过森林，然后趴在雪地上爬行。我闻到了香烟的气味，然后看到了他们——老人和他的士兵就在一块空地里。老人坐在一根原木上，猎枪横放在双腿上。领头的士兵站在他身边，背对着我，手指悠闲地敲打着枪托。

“我站起来就跑，速度比之前都快。领头士兵刚转过身，我就跳起来，用肩膀撞到他身上。我比领头士兵矮，而且轻许多，但我还是将他撞倒在地。我打了个滚，无声地惨叫。我只想重新获得身体的控制权，逃进森林，但我发现自己抢走了老人的猎枪，将雕工精美的枪托当作木棍，敲打领头士兵的脸和脖子。领头士兵试图站起来，我将他又打趴下。他摸索着自己的枪，我一脚踩住他的手，然后用枪托猛砸他的脸，直到他的骨头被砸碎，脸上血肉模糊，形容莫辨。然后我放下枪，转身面对老人。

“他仍坐在原木上，一只手拿着鲁格尔手枪，香烟叼在薄薄的唇间。他看上去仿佛有上千岁，但他遍布皱纹的脸上挂着微笑。

“‘是你！’他说。我知道他不是在和我说话。‘是我。老家伙。’我惊讶地听见自己正用德语说话，‘游戏结束了。’

“‘走着瞧。’老人说，举起手枪就射。我跳起来闪躲，子弹穿过我的毛衣，擦着我的肋骨飞过。我抢在他再次开枪前抓住他的手腕，我们在雪地上纠缠旋转，仿佛在跳一种怪异的舞蹈——一个瘦小的、血流满面的年轻犹太人搂着一个穿羊毛长大衣的老人。老人的鲁格尔手枪又响了，但只是对空发射，毫无威胁，然后我抢到了枪，跳后几步，举起了枪。

“‘不！’老人尖叫起来，然后我感到他也进入了我的大脑，就像脑袋挨了一记重锤。两条寄生虫争夺着我身体的控制权，我陷入茫然无神的状态。不一会儿，我就像是从我身体上方某处俯视自己一样。我看见老人僵立着，而我的身体剧烈抽搐，仿佛重症癫痫发作。我双眼翻白，像白痴一样大张着嘴。尿打湿了我的裤子，在寒冷的空气中冒着热气。

“然后，我又能从自己的眼睛观看了。老人的意志被赶出了我的大脑。他后退三步，重重地坐在原木上。‘威利，’他说，‘我的朋友……’

“我抬起胳膊，朝老人脸上开了两枪，朝心脏开了一枪。他向后倒去，我站在原地，盯着他钉着平头钉的靴底。

“我们来了，我的小兵。上校在我脑中低语。等着我们。于是我继续等，直到听见树林后面传来人的喊叫和德国牧羊犬的狂吠。我手里还握着枪。我努力放松全身，将所有的意志和能量都集中在我的右手上，竭力避免去想我要做什么。狩猎队就要进入我视野的时候，上校对我的操控松懈下来，我得到了机会。那是我一生中最关键也最艰难的决定。我的指头只需扳动一毫米，但这个动作将耗费我的所有力气和决心。

“我成功了。鲁格尔手枪开火了，子弹在贴着我的大腿飞过，击中了我右脚的小趾。钻心的疼痛传来。这一枪让上校也大吃一惊，我感到他的意志从我脑中脱走了几秒。

“我转身就跑，在雪地上留下血红的足迹。我身后传来愤怒的嘶喊。自动步枪嗒嗒嗒地开火。我听见子弹嗖嗖地从我身边飞过。但上校没有操控我。我抵达了雷区，未作丝毫停留就跑了进去。我用双手分开铁丝网，踢开缠绕的铁丝，继续奔跑。不可思议地是，我竟然毫发无损地跑过了雷区。就在这时，上校的意志又进入了我的大脑。

“停下！我停下，转身看到四个士兵和上校站在死亡地带的另一头。回来，小兵，上校低语着。游戏结束了。

“我试图将鲁格尔手枪抵在自己的太阳穴上。但我做不到。我的身体开始走向他们，重新进入雷区。他们朝我举起了枪。就在这时，那条德国牧羊犬挣脱了牵着它的德国士兵朝我冲过来。它刚跑进雷区，距上校还不足二十英尺，地雷就爆炸了。那是一枚反坦克地雷，威力巨大。泥土、金属和狗的尸块在空中飞散。我看见狩猎队的五个人都往后退去，一种软软的东西击中我的胸膛，我倒在地上。

“我挣扎着站起来，看见德国牧羊犬的头掉在我的脚边。上校和另外两个党卫军士兵趴在地上摇晃脑袋，显然被震晕了。另外两个党卫军士兵没有动了。上校不再控制我的意志。我举起鲁格尔手枪，将所有子弹都射向上校。但他们距我太远了，我的手抖得厉害，没有一发子弹击中他们。我不再留恋，转身就跑。

“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上校允许我逃走。也许他在爆炸中受伤了。也许他继续操控我的话，会让别人知道老人之死是他所为。我不知道答案。但到了今天，我怀疑我之所以能成功脱逃，是因为这符合了上校的意图……”

索尔停止讲述。壁炉中的火已经熄灭，时间早已进入凌晨。他同娜塔莉·普雷斯顿坐在几乎全黑的室内。最后半个小时的叙述中，索尔声音低沉而沙哑。

“你太累了。”娜塔莉说。

索尔未加否认。自从星期天早上在报纸上看到“威廉·波登”的照片后，他已经两天两晚没合眼。

“但故事还没结束，对吧？”娜塔莉说，“你故事中的上校同杀害我父亲的人有关，对吧？”

索尔点头。

娜塔莉离开房间，不一会儿就拿着被褥和厚枕头回来，将长椅弄成简易床。“今晚就在这儿睡吧。”她说，“明天上午接着说。我为你做早餐。”

“我在汽车旅馆有房间。”索尔用沙哑的声音说。但一想到要沿着52号公路开那么远，那就恨不得立刻闭眼睡过去。

“但我希望你留下。”她说，“我想听……不，我需要听完故事剩余的部分。”她顿了顿，然后说，“而且我也不想今晚一个人待在这座房子里。”

索尔点点头。

“太好了。”娜塔莉说，“厕所盥洗台上有一支新牙刷。我可以给你拿一套我父亲留下的干净睡衣……”

“不。”索尔说，“我不需要。”

“好吧。”娜塔莉说。走到通往短走廊的门口，她突然停下，“索尔……”她揉着胳膊吞吞吐吐地说，“这些……这些都是真的吧？”

“是的。”

“你口中的上校上周在查尔斯顿，对吧？他是杀害我父亲的凶手之一？”

“我想是的。”

娜塔莉点点头，想要说些什么，但最后只是轻咬着嘴唇道：“晚安，索尔。”

“晚安，娜塔莉。”

尽管疲惫不已，索尔·拉斯基还是未能立即入睡。他看着窗外的车灯扫过墙上的照片，努力回想美好的事物，回想轻抚着溪边垂柳枝条的金色阳光，回想叔叔农场上盛开的那片白色雏菊。但当他最终入睡时，他梦到的却是美丽的六月里第一天，他的弟弟约瑟夫跟着他来到牧场上的马戏团，装饰华丽的马戏团马车带着欢笑的孩子们来到一个早已挖好的大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