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谁住在这里？”我问。
安妮大笑起来，如同耗子在吱吱尖叫。“现在没人住这儿。”她说，“这里不通电，除了在壁炉里烧柴之外没有别的取暖方式，而且也没有水管。每六到八个星期，我都会来这里检查一次。协会的维弗里夫人则会定期巡视。”
我点点头。“这里还有一扇‘求爱门’。”我说。
“哦，不错。”安妮说，“你知道这儿的习俗。葬礼上也有用。”
“给我们介绍下别的部分吧。”我说。
饭厅里的桌椅形制粗糙，充满殖民地早期的简朴风格。还有木匠师傅干活儿用的工作台。安妮指着一把椅子说，这是由所罗门·富塞尔制作的，独立礼堂里的椅子也出自此人之手。
厨房外就是后院，尽管如今那里只有棕色的冻土和未融的积雪，我还是能看出老式花园的格局，想必夏天那里将是鲜花盛开的景致。厨房地板是石质的，壁炉大得可以直着身子走进去。墙上挂着五花八门的旧工具和器皿——古董大剪刀、四英尺长的大镰刀、锄头、筢子、铁夹，等等——旁边还放着一块带踏板的大磨刀石。厨房的一个角落裂开了很大一部分，旁边堆着石头，一层丑陋的黑色塑料盖着洞口。安妮指着那里说：“那边的石头是松的。十一月维修期间，工人发现地板下有一扇腐朽的木门，门下是一段部分坍塌的隧道。”
“逃跑用的？”
“很有可能。”安妮说，“这里建造的时候，印第安人还会不时来骚扰。”
“通往哪里？”
“在附近的车库外发现了石砌出口。”安妮说，指了指结冰的窗户，“但协会现在资金紧张，无力继续发掘，要等到明年二月初，费城历史委员会才会拨下一笔款来。”
“文森特愿意去隧道里看看。”我说。
“哦，”安妮显得有些犹豫，用手摸了摸前额，“这可能不太合适——”
“文森特会去看看。”我说。
“好吧。”安妮同意道。
客厅里亮着一支蜡烛，但我还得派文森特回安妮的家拿火柴。他掀开塑料防水布，顺着短梯进入隧道，我闭上眼睛，用文森特的眼睛观察。
泥土、石头、潮湿而腐朽的气味。隧道就在后院地面下方十二英尺。新伐的木材支撑着部分重见天日的隧道的顶部。我把文森特带上地面，睁开眼睛。
“你愿意去楼上看看吗？”安妮问。我没有说话，也没有点头，只是通过意念表示同意。
我一上楼，就听见育儿室里传来的耳语声。
“传说这间房子闹鬼。”安妮说，“维弗里夫人的狗都不敢进来。”
我以为安妮听到了耳语，但我搜索她的意识，发现她对此毫无感知，只是一个劲儿地想取悦我。
我朝房内走去。俯瞰街道的百叶窗关得严严实实，几乎没有光漏进来。昏暗的光线中，我隐约看见一个低矮的金属摇篮，样式丑陋而古老，就像给邪婴住的生锈笼子。房间里还有两张小网床和一把儿童椅。但真正引人注意的是那些玩具、人偶和一个真人大小的人体模特。角落里
有一个很大的娃娃屋。这玩意儿似乎也是从另一个时空穿越而来——应该是房子建成后至少一个世纪才出现——但最令人惊异的是，尽管它已经腐烂而且部分坍塌，却像一个真正被遗弃的家一样。我甚至怀疑老鼠会从那小小的走廊里匆匆跑过。在娃娃屋旁边，六个玩偶被扔在一张低矮的网床上。只有一个玩偶看上去像是十八世纪传下来的，其他几个玩偶都特别逼真，宛如真正孩子的发霉尸体。
然而，最触目惊心的是那个人体模特。它的大小宛如七八岁的男孩，身上穿着模仿独立战争时期风格的衣服，但布已经褪色，线也脱了，房间里弥漫着腐败的羊毛的味道。模特的手、脖子和脸上的许多地方的粉色外皮都不见了，露出下面的黑瓷。原本由真人头发制作的假发已经大块脱落，露出布满裂缝的头皮。眼睛逼真极了，我发现它们是义眼。在腐朽的人体模特身上，只有这双玻璃眼睛至今仍闪亮如新。
不知为何，我觉得耳语是人体模特发出的，但我朝模特走去时，那种声音反而减弱了。是墙在说话。安妮和文森特默默地注视着我，我靠在石灰墙上，凝神倾听。我听见了声音，但词语无法分辨。听上去不止一个人在说话，可我隐隐感觉，我不是在偷听他人谈话——那些话是直接对我说的。
“你听到什么了吗？”我问安妮。
她皱起眉，努力思考做出何种反应才最能取悦我。“只听到外面车流的声音。”她最后说，“还有街上孩子们的叫喊。”
我摇了摇头，又把耳朵贴在墙上。耳语仍在继续，既不紧迫，也无恶意。在那轻声细语中，我似乎分辨出了我的名字的音节。我不相信鬼魂。我不相信超自然现象。但随着我日渐衰老，我也开始相信，就像无线电波在发射器关闭后仍然会传播很远一样，某些人的意念也会在他们死后继续扩散开去。尼娜曾告诉我，考古学家发现了一个几千年前的陶罐，它的制作者用指尖将声音记录在旋转的陶罐的沟槽里，如同针尖将声音刻进唱片里一般。我不知道这是否属实，但我开始相信信息是可以脱离发送者而延续下去的。某些人，特别是我们这种掌握念控力的人，或许可以将意志镌刻在物品之上，就像我们将其施加于他人一样。
我又想到了尼娜，连忙从墙边挪开。耳语消失了。“不。”我大声说，“这同尼娜没有关系。声音听上去是友好的。”
我的两个侍从都默默地盯着我。安妮不知道该说什么，而文森特是无法说话。我朝他们微笑，安妮也报之以微笑。
“走吧。”我说，“我们先吃午饭，然后再过来。我很喜欢格朗布索普。你带我来这儿，做得很好。”
安妮·毕晓普笑开了花。
星期一中午，安妮和文森特将一张滚移式折叠床和一块新床垫带到了格朗布索普，购买了更多的蜡烛和三个煤油小暖炉，用罐头和不易腐败的食物堆满了一半的厨房隔板，将小罐装煤气炉放在巨大的案桌上，把每一个房间打扫干净。我把床放在育儿室里。安妮带来了干净床单、毯子和她钟爱的安曼派教徒的被子。文森特将新铲子和铁桶放在厨房的一面墙下。对于水管的缺失，我就无能为力了，只好在大多数时间都待在安妮家里。我只是希望，在我最终前往格朗布索普的时候，能过得尽量舒服些。
星期一下午，安妮将她所有的积蓄都取了出来——总计约四万二千美元——并且开始将股票、债券和证券都换成现金。有时她得付罚金，但我们俩都不在乎。我将钱放进了我的行李箱。
下午四点，外面只剩下一丝冬季的日光，而在十几支蜡烛的照耀下，格朗布索普的每个房间都亮堂堂的。客厅、厨房和育儿室也被煤油炉烘得暖暖的。文森特已经在隧道里挖了三个小时，并把土运到后院远端角落一棵巨大的银杏树下。这是一项肮脏、困难而且可能很危险的工作，但干这活儿对文森特有好处。沉重的劳动有助于释放他被积压的愤怒。我知道文森特很强壮——尽管他身材瘦小，面色消沉——但直到现在，我才认识到他那魔鬼般的力量到底有多可怕。刚挖了一下午，他就几乎将隧道长度延长了一倍。
在格朗布索普的第一天晚上，我没有睡觉。我们吹灭蜡烛，关上炉子，准备离开的时候，我独自来到育儿室。那里只点着一根蜡烛，破玩偶的纽扣眼睛和真人大小的男孩的玻璃眼睛里，反射着烛火的光芒。
耳语越来越响。虽然无法辨别字词，但我能听出话语中的感激之情。他们对我充满好意，欢迎我回去。
星期二，圣诞前夜，文森特搬运了半吨土。我们又挖了十二英尺，发现隧道虽已建成两百多年，但大部分都完好无损，只是有很少一部分石头松动了，还有一些泥土掉落了下来。星期三上午，文森特打通了出口。出口不远处就是一条小巷，毗邻我们后面的联排房屋的后院。他用木板盖住出口，回到格朗布索普。文森特看上去邋遢极了。浑身上下都是土，工作服又破又脏，散乱的长发一缕缕挂在脸上。那天格朗布索普只有一个大热水瓶。我让文森特脱掉衣服，坐在厨房的煤油炉边上，自己则走回安妮家，用她的洗衣机和干衣机洗净他的衣服。
安妮整个下午都在准备晚餐。街上光线昏暗，几乎没有行人。一辆孤零零的电车从旁驶过，车厢里洒满温暖的黄色灯光。天开始下雪了。
我发现，自己竟在毫无护卫的情况下单独行走。通常来说，倘若没有精心调教过的侍从陪同，我绝不会在城市里行走哪怕一个街区。然而，在格朗布索普一天的工作，以及育儿室中带着警示意味的耳语让我分了神。另外，我脑子里还想着圣诞节的事。
圣诞节对我来说一直都很重要。我还记得，小时候每逢圣诞，我们都会立起高高的圣诞树，享用丰盛的圣诞大餐。父亲会把火鸡切开分给大家。我的任务是给仆人们分发礼物。我记得，自己会提前几个星期构思对仆人们的感谢词。他们大多是年老的黑人。大部分仆人我都会大加表扬，即便有人因为懒惰而需要斥责，也只是故意轻描淡写而已。最好的礼物和最动人的赞美都是为哈丽特阿姨准备的。她是一个乳房丰满的老妇人，不仅是我的奶妈，还一手将我带大。
有趣的是，很多年后，尼娜、威利和我在维也纳相识时，居然发现我们的童年有如此多的相似之处，其中就包括善待仆人。在维也纳的时候，圣诞节对我来说也是重要时光。1928年冬天，我们坐雪橇沿多瑙河前往城市南部威利租的别墅。只是最近几年，我才没有尽情过圣诞节。两个星期前，我同尼娜重聚的时候，曾探讨过如今的圣诞节已被可悲的世俗化了。人们已经不知道基督教为何物了。
八个男孩，全都是黑人。我不知道他们有多少岁。他们都比我高，其中三四个的唇上还长着淡淡的黑胡须。他们绕过布林赫斯特街的拐角，进入德国城大道，朝我径直走过来，一路嚷嚷着脏话。一个男孩还提着一台大收音机，放着聒噪的音乐。
我惊讶地抬起头，脑子里还想着圣诞节和早已不在的朋友。我不由自主地停下来，等他们走下人行道，给我让路。或许是我脸上的某种神情，或许是我骄傲的姿态，或许是我表现出的“不尊重”——北方城市黑人居住区中的白人见到黑人往往都会畏畏缩缩——他们中的一个人注意到了我。
“你他妈的在看什么，老太婆？”一个戴着红色帽子的高个儿男孩问。他缺了门牙，脸上写满蔑视，那是他的种族几千年来都生活在蒙昧之中所致。
“我等着你们这些孩子给我让路呢。”我说，声音轻柔而有礼貌。一般情况下，我会什么都不说，但我当时心有旁骛。
“孩子！”戴红帽的男孩说，“你他妈叫谁孩子呢？”其他男孩在我身边围成了半个圈。我盯着他们头上的虚空。
“嘿，你他妈的以为自己是谁啊？”一个穿着脏兮兮的灰色西装夹克的胖小子说。
我一言不发。
“走吧。”一个不那么粗鲁的矮个子男孩说。他长着一双蓝眼睛。“走吧，伙计们。”
他们开始转身，但戴着红帽子的黑鬼还要撂最后一句话。“老婊子，看清楚我们是谁，居然叫我们给你让路。”他说，然后做了个要戳我胸口或肩膀的动作。
我连忙往后一退，以免被他碰到。我的鞋跟扎进人行道的一条裂缝里，我身子一歪，舞动双臂，重重地跌在人行道和马路之间，坐在雪和狗屎之上。大部分黑鬼都哄笑起来。
蓝眼睛的矮个子男孩挥了挥手，让他们收声，然后走上前来。“你没事吧，夫人？”他伸出手想帮我站起来。
我盯着他，但没有扶他的手。过了一会儿，他耸耸肩，领着其他黑鬼走开了。他们那恶心的音乐回荡在店铺之间。
我一直坐在原地，等那八个黑鬼离开之后，我才试图站起来。但我最终不得不放弃，改为手脚并用，爬到停车计时器旁，勉强撑起身子。我在计时器上靠了一会儿，瑟瑟发抖。偶尔会有一辆车经过——或许是有人正赶着回家过圣诞——车轮溅起的污泥落到我身上。有一次，两个年轻而肥胖的女黑鬼从我身边走过，大声交谈着，如同在种植园里种地。但她们没有停下来帮助我。
到安妮家之后，我依然颤抖不止。后来我才意识到，我本可以让她出来帮助我，但当时我的大脑已经混乱了。冷风吹得我流泪，冻结在脸颊上。
安妮立刻给我弄来一盆热水，帮我脱掉湿透的衣服，在我洗澡的时候给我准备好干衣服。
我吃饭的时候已是晚上九点——我独自进餐，安妮坐在隔壁——我吃完甜点、樱桃饼之后，终于想起该做什么了。
我带上睡袍和其他必需品。我让安妮给她自己带上铺盖卷，给文森特带上换洗衣物，还有多余的食物和饮料，以及我向亚特兰大出租车司机“借”的手枪。
我们没花多久就返回了格朗布索普，路上平安无事。雪越下越大。我没有去看我栽倒的地方。
文森特依旧坐在远处。他换上干净衣服，狼吞虎咽地吃东西。文森特就算少吃几顿也没什么好担心的，但他挖了两天隧道，已经消耗了数千卡路里的能量，我想让他补充能量。文森特的手、胳膊、头发依然很脏，覆盖着黏糊糊的红土。他吃饭的样子和发出的声音都像极了野兽。
吃完饭，文森特开始用磨刀石磨砺镰刀和铲子，后者是安妮两天前在切尔腾大道的五金店买的。
我上楼到育儿室睡觉的时候，已经快到半夜了。我关上门，换上睡袍。
摇曳的烛光中，男孩大小的人体模型亮闪闪的玻璃眼睛注视着我。安妮坐在楼下的客厅里，愉快地盯着前门，脸上挂着微笑，上了弹的点38口径手枪稳稳地放在她大腿的围裙上。
文森特拖着镰刀和铲子穿过黑暗的隧道，带着湿气的泥土沾在他的脸和头发上。我闭上眼睛，借助昏暗的街灯，看见雪片纷扬而下。文森特的身影出现在车库边，拖出两件长长的杀器，沿着小巷快步走开。
空气冷冽澄澈。我能感觉到文森特有力而平稳的心跳，感觉到他的肾上腺素涌入血管，思想如同狂风中的树叶上下翻飞。
文森特咧开嘴，很大很大，如同咆哮的野兽。我仿佛也感到了嘴角被撕裂的疼痛。
我们沿着巷子快速移动，来到一片贫民窟的入口前。前面是一排被熏黑的联排房屋，一直往南延伸到最浓的阴影之中。我们停下脚步，我让文森特朝那八个黑鬼消失的方向抬起头。我能感觉到文森特鼻孔大张，在夜晚的空气中嗅探黑鬼的味道。
雪已经下得很大了。夜晚静谧，只听得见远处教堂的钟声，宣告着救世主的诞生日。文森特低下头，将铲子和镰刀扛在肩上，跑入小巷远端的黑暗之中。
在格朗布索普的育儿室里，我微笑着转头面对墙壁。墙后隐约的耳语越来越响，就像涨潮的海水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