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学校最后一年的秋天，家里捎来信儿让我设法请假回家捡松塔，并说了这年的松塔是如何如何的多，是一个少有的大丰收年份，家里急需劳动力要发这笔财。一听要发财我就急了，也厌烦了天天枯燥单调的学习生活，巴不得赶快离开学校，就千方百计编造了谎言请了假允许提前放假回家，于是收拾了回家的行李和要给家带的东西乘坐客车回去。

稻田村是当时县里至汤旺河之间的最大村镇，中间有个边境检查站，叫“大磖子”边防检查站，这个大磖子是离“二所”北十五公里的一个山村。当时我们县的养路段的临时段部已搬到此处来，也是为了备战。我每年回家几次来回路过，最打怵的地方就在此处，关键是这个边境检查站。当时我们县里的常住人员都是边境居民，十八岁以上必须办《边境居民证》，就像现在要有身份证一样。而我是早长，实际是十三四岁就有一米七以上了，但还没有资格有《边境居民证》，因为还不到十八岁，这证件的简称叫：《边防证》。

上个世纪的七十年代因边境地区（边境地区国家有特殊政策，在全国人民吃糠咽菜吃不饱肚子的时候，边境地区国家的全是细粮，就是白面）的生活尚可。山东、四川、河南等内地的人们大批跑到边境地区来投亲靠友。因为我们县与苏联交界，上边控制的很严，每天很多内地来边境地区的人因无“边防证”被边境检查站的检查人员赶下车，这些人都是在关里吃不上饭，到这儿来只求能吃饱饭，能过日子就行，根本没有想来捡洋落发大财的。那些来这里的许多姑娘们，大多也是想在这儿找个男人做丈夫过日子就行。

那次，我到二所后，有个四川过来的二十来岁漂亮的大姑娘在大磖子边防检查站被查了下来。恰巧二所有个道班工人还是个四十多岁的光棍儿，个子又矮长的又老相，当天边防检查站的人（那时和交通部门我爸爸的单位是同一个系统），给二所捎信来问询此事可不可以收留她，二所道班的当然同意，只看四川姑娘那头了。那姑娘在检查站也没有住的地方，又没有亲戚朋友，听说二所这边有吃住的地方，自然也是同意，只想在此能有吃住就行，过几天再说，就坐着往二所方向的顺路车到了二所。下了车后，那光棍儿赶快张罗了一顿饭，真是倾其所有，什么“红烧野鹿肉”、“干豆腐炒肉”、“猪肉炖粉条”分别一大盆，挑了点好吃的就做了这几个菜。那姑娘好像几天没吃饭，有些饿了，也可能是坐了几天火车的缘故，那时在东北的小山村这就是难得美味了，在她的老家四川大概根本没吃过。这姑娘饱餐了一顿后，立马同意跟着那位老光棍过。这可乐坏了那光棍儿（是个工人，叫宋炳运，事前我爸爸因怕他显老相而让我叫他宋叔，完婚后又让我改称他：宋大爷，一起骗人），说既然同意就马上结婚，真是快事快办，雷厉风行，于是，当天晚上办了“婚礼”，大家在一起热闹了热闹就同房。第二天派出所的人得到信儿来人调查，姑娘变成了媳妇，已经生米煮成熟饭了，大功告成。他们也是无奈，这样就过了几年，姑娘生了两个孩子，四川媳妇长的又白又胖，我宋叔就把钱权及家里的各种权力交给了她，而她也就当了全职太太，现在也是做为工人的家属与我宋叔在一起乐滋滋地生活着。

还有一次我的刘叔结婚了。他所谓的新婚媳妇也是一位山东做“盲流”跑过来的，是被“大磖子”边防站检查下来的年轻女人，十**岁，模样长得挺端正，在这里无家可归，亲戚又不来接，也是情况与和我宋叔结婚的四川媳妇差不多，这又是白捡了个大姑娘做媳妇。那天刘叔他是在“大磖子”结的婚，我和徐其林（我也叫叔叔，约三十二岁，一脸麻子）、何存华叔叔等都去了（因离二所近，有顺便车），我也去了那里。就是做小孩跟着玩儿，因为是从小与刘叔在一起，也不见外，大家很高兴，喝完酒，一起躺在热炕上。这刘叔高兴得红光满面，十分兴奋，表示今天结婚，可以请大家好好地闹一闹。徐其林叔叔有些文化，还给他作了一首打油诗。寓意是：回去吧，刚结婚，慢慢来，别累着。第二年，他已经成为媳妇的给他生了一个大胖小子。一天他在道班的休息室，有一位工人的媳妇跟他聊天开玩笑说：“你媳妇怎么那么会生，那么巧就生个大胖儿子”，他笑咪咪地回答：“不是巧，一是我的媳妇好看，而且我的‘家把式’好用”，我没听明白，就再三追问他，什么是你的“家把式”？他笑而坚决不给我回答，只是说：“小孩子，懂什么，快上一边去！”，我是百思不得其解，懵懵懂懂地以后好几年，就这样了事。

在检查站，那些可恨的检查人员查的非常仔细，凡是过往人员，个子高点儿而没有“边防证”就被查下来。当然，我这长了个傻乎乎的大个子每次来回过，都垂头丧气地被查下车，还被趾高气昂的检查人员大声训斥，好像个子长的高怨我似的，搞得我好没面子，当然一会儿经过甄别后还让上车，可是每次与那些被检查下来的蓬头垢面的青年人、大姑娘、小媳妇混在一起，看着他们磕头作揖，低三下四地请求通过检查站的样子，感到十分难堪和非常的同情。这样我也从小知道了一个道理，不管你的理由如何充足，是多么地理直气壮，在执法人员的面前，永远要无条件的服从，他们可是不管你三七二十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