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业余爱好确实丰富了我们的业余文化生活，另外我们摄影就天天只顾这件事，到处跑着去照相，给这个拍，给那个照，反正能很快就拿到相片，这事也能交到朋友，也常常因为经费问题得罪一些人。以后我就变抠门了，无论是谁，给他照了相就要钱，一张照片收八分钱钱，是在照相馆照相的十分之一价格。我们后来参加了县里的摄影小组，学习了一些有关知识，经常在看“摄影知识”这本小册子，里面有些专业术语还是看不明白，过去的一些知识书籍经过“文化大革命“后是有些改进，但总觉得有点华而不实的感觉，外表看看简单，其实内容难而又难。譬如看了“怎样拉二胡”和“怎样识五线谱”，内容是简单，可是把复杂的问题浓缩了，这使它们的内容变的更复杂，这也可能是文革的*结果。有些东西难学的很，一个人琢磨也不行，不过，现在的书有些是简单易懂，可能是时代在进步吧。
我们县粮食科有个科长叫安文海，他是粮食系统的一把手，五十多岁了，身材不高，人很活泼，威信也有，孙洪更是他的秘书，王海庭是副科长，安科长领导粮食系统工作的确不错，大家对他的评价也好，勤勤恳恳、联系群众也好。他抓了些具体事情，但在年未，竟然被市里来的工作组给搞掉了，怎么回事呢？是这样，一次，边防军的一部驻军每个月要来拉他们的粮食定量，不知怎么搞的竟然缺少了一些大米，这时从外地调来也需要些时日，这可犯了弥天大罪。这件事情被我们叫做“军供粮”事件。就是给军队供应粮食，是当时我们县粮食科的一项重要任务，弄不好要上纲上线的。恰好市里的工作组在粮食系统蹲点儿，这可就抓了个典型。那时在边境这个敏感的地区，有涉及中国边防军的一点儿问题，就是个大事，实际上这个“军供粮”供应问题缓几天或临时凑一凑也是可以解决的。但偏偏安科长也是个较真儿的人，上边要撤他的职务也不行，说罪不该至此，但工作组的组长也不是个善茬子，你不服就不行，就整死你。结果这位安科长就被开除党内外一切职务，只能在家养老了，这是我知道的在领导层面公开斗争的首次的结局，但不知道内幕，后来才知道一些内情。
孙洪更给慢慢的说了一些，他是科长的秘书。原来起因一次非常简单的事情：安科长在这之前去市里开会，回来时坐火车卧铺的下铺，此时坐在上铺的一个当兵的长者要商量着与他换成下铺（当时不要说卧铺，就是普通座也难买，软卧要用县团级资格开的证明信），安科长的年龄也不小，上铺觉得不大得劲儿，就和这位军人几句话不和吵了起来。后来对方得知是我们县粮食科长后暗自发誓报复，仅用了“军供粮”之事就把安科长搞掉了。军人要搞掉个小地方官也容易，但我也想了许久，人一辈子能熬个局科级官也不容易，就因为这样的事儿一生就完了，可能大家都如此吧。人各有各的难处，大官有大官的难处，小官有小官的难处，各有长短，唉！也要注意一些小节啊，遇到生人时也不知他有什么后台，谨慎为好啊。
小宋调到厂里的“拉丝房”（就是给磨面机器上的碾子上面拉金属丝工作的一个房间）工作了，想不到这么好的事情让他给撞上了。“拉丝房”有台拉丝机*及隔壁有台老掉牙的车*由一个称为宋瞎子的老工人在看着，后来，拉丝机房也配了一名转业军人在看，他姓孙，以后调走了。这工作极为轻松，卡上工件后机*就会自动作业，它一道丝一道丝的拉，人可闲好几个小时，这好工作多数人都想干，无奈领导不给他们机会，看不上他们。小宋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他太走运了。
姚巍有个好同学也是我的同学，同一个班的叫杨永福，他开始被分到我们县砖厂工作，那是同学中分配最不好的单位，离我们单位远，但是砖厂常有闲季，这时领导就派他们来我们厂里的油车间打工，一来二去，加之他是姚巍的好朋友，我和杨永福也成了好朋友，他见我和小宋、姚巍跟孙洪更学习摄影、小提琴等也很羡慕，常常来到粮食系统找我们玩、喝酒，久而久之，我们四人成了一生的好友，这种友好关系一直保持到现在，很难得.在姨奶家的时候，墙上贴了一张大地图，我姨奶还把地图的四角用种民间惯用的方法用浆糊和布贴成了云边，我经常看，了解各个国家的地理位置和概况，甚至买了本叫《各国概况》的书，这本书是袖珍本，价格三元多，相当于两天多的工资。那时我各国国名可默写一百八十多，几乎是当时的全部了，天天看，爱不释手，许多国家的经济状况记得很熟。对于我这么熟悉各国政治、地理和经济情况。杨荣福开玩笑说，你家可能有张大地图，后来他到我姨奶家一看，还真有张大地图。多年后和长利考上了中央党校，我也帮了一点儿忙，后来他以我们县政协副主席位置退休，目前在哈尔滨住，偶尔也回我们县居住。
对烧菜我的兴趣更浓了，不知道是哪天开始的，因为大家常在一起吃饭，我喜欢这种快乐的氛围，而且对烧的菜大家都说好吃，非常好吃。从一进粮油加工厂开始，对做菜就有了兴趣，刚在油车间干活时，用豆油是家常便饭非常随便。但也不是十分方便，有个青年工人叫闫得宝（是北安来的青年，后来调回去了）的有些过分，竟用豆油公开烹炸叫大马哈的鱼（黑龙江著名的鱼，学名叫鲑鱼。），被厂长发现，给了个通报批评。有一次在卸豆油时，装豆油的铁桶摔到地面上开咧了个口子，豆油呼呼的往外冒，在凸凹不平的地面低凹处形成了一个小油池，我们发现后纷纷从宿舍拿来了脸盆、饭盒等，收了回去，像这样事儿还有不少。这在我以后的做菜中大显身手起了帮助，什么“熘豆腐”、“炒干豆腐”、“熘肉段”、“熘鸡块”、各种蔬菜类的炒菜、还有“酥白肉”（白的一种用油炸肥肉做的菜）等等。凡是用油做的各种菜我都能做，还买了各种专业烹饪书用来学习专研，至今还保存着那时买的菜谱，现在我翻来看了看，那精致的彩印插图照片，每本有二百多种菜，什么“锅烧肘子”、“坛子肉”、“红烧鲤鱼”、“九转大肠”等等耳熟能详的菜名，让我回忆起了四十年前的时光，这样的书，每本才一元出头，称为“中国菜谱”。有山东、四川、北京、湖南的各菜系，是我托了孙洪更在上海才买到的，要不做的菜大家都说好吃呢。到了一九七五年我能会做三四十种日常菜了，足够摆几桌的了。
因为经常使用宿舍窗前我在菜园子种的菜练习，如“烧茄子”、“炒木耳”、“炒豆角”等等，以至于大家叫我：“黄大厨”。小宋的妈妈有点儿神经病，家里要请大家一大桌儿去喝酒，特意找我去做大厨，去了他家后，他弟弟（比我小一岁）来帮厨，开始有点儿不信任我，只见我将切好的肉在锅里扒了几下便敬佩的说，黄哥真是内行，那天在他家做了十八个菜，什么“熘肉段”、“熘豆腐”、“熘肥肠”等等，同学们吃了个酒足饭饱。后来经常做菜，每年家里的春节会餐都是我做，近四十年了，这不说谁又能知道呢，现在小宋、姚巍、杨荣福、杨吉杰仍在，丁振武可已经去了，真是时间不饶人啊！
这年年未又改选了粮食系统团总支委员会委员，孙洪更是团总支书记，汪小波是副的，我被选为团总支宣传、体育委员。又调来一位科长，是一个营级转业军官，他的老家及家都在广西柳州市，看来是发配到这里了，天天安安静静的在宿舍和食堂之间来去，也挺可怜的。他和我们这些年轻人住在一起，是单独一房间，不说、不笑、不闹、也不作为，看来上级不喜欢他才将他放在这个边远小县城的。杨吉杰当了团支部书记，我是支部委员，赵济全是党支部副书记，副厂长，都算升了一级，皆大欢喜。小宋要走了，要当兵了，他是嫌“拉丝机房”的工作太轻松，也对解放军太崇拜热爱了，从小就想当解放军，现在，有了这么好的工作再入伍的人，真是个傻子。拉丝工也要技术，也有时间学习想学的东西，相处四年了，年轻时的友好相处，是多么的不容易，天天朝朝暮暮、吃饭住宿、来回上下班，总在一起，想想就想哭，聚了四年，就这样分手了，也不敢相信，还好，还有段儿时间，当不上兵的可能也有，我是这样想的。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我一边写着日记同时照了张相，觉得可能有意义，旁边放着日历和闹钟，以表明时间，现在还有，的确是有意义。
人民日报发表了元旦社论，题为“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这篇社论是很激励人，特别鼓舞年轻人向前奔跑，这真是一个催人前进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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