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1、大学第一年班级里种种趣事
大学报到，负责安排我的是学生科四十来岁的张国新老师，实际上他不是教任何课的教师，只是负责生活杂事的老师，人很负责任。我到学校了以后，班级的同学几乎全部都到齐了。
张国新老师将我带到东北林学院“机械楼”的地下室，这就是我们的宿舍，新招生的大学，各方面几乎还来不及准备，学校的宿舍还被住在学校的军人占用。这个地下室又冷又暗，住了三十来个同学，除全部是我们班的外，还有些其他班级的。七八级林业专业共三个班，我们是三班，一共是二十八人。班长为刘庆红，他是共缠挡员，辽宁抚顺人，年龄和我同岁。因为我带的行李多，被安排到了墙角，和一叫张铁民的同学用一只木箱相隔睦邻，其实大木箱是我的财产，带的行李至少是全班最多，大箱子里装了收音机、照相机、二胡、日记本等衣物，若摆开肯定让人大吃一惊，这不是来上学了，是来过日子了。我被张国新安排为生活委员，算是班级的五大干部之一，主要负责的工作是每月给大家换钱票、粮票和领生活补助金，事情也不算少每月必做，忙完了，同学们认识一下吧，年龄大的有王文中、吴庆科、特木其乐，他们三人大我十来岁，都是老高三的。和我同岁的居多，有刘庆红、李冬梅、韩子为、刘小四、李振侠、赵士开等，这些人开始也记不住，以后慢慢就熟悉了。在班级中，我的年龄占中游。我们班级的特点是女生少，仅有四人，这大概是那时理科农林班的共同特点吧。
班级的教室在机械楼的四楼偏西侧，这倒是离宿舍近，仅上下楼就可以了。我逛了逛东北林学院（入学时称为东北林学院，大概六年后改为现在的名称，叫‘东北林业大学’）的校园。那时林学院的校园真是风景如画，可与现在大不相同了。那时的空旷地比较多，植物的数量种类也多，林学院的主楼做为哈尔滨市的十大美景之一特别突出漂亮。主楼后面有着与园林般的树木，主楼后面的一株株亭亭玉立的柏木（学名叫侧柏），一簇簇如盆景般的小灌木，中间还有个着短裤衬衣的少先队员雕塑，一个小转盘道围绕着它，真是越看越舒服，越看越像走入了欧式园林中。第一个学期，在林学院我最喜爱的地方，就是图书馆了，它在主楼一楼的右侧，图书极多，小说好像应有尽有，其实也就当时流行的几十本，但一名学生只能一次借一本，于是从十来个同学借了图书证，这些人根本不看，一次可借多本。我恨不得将图书馆的小说全部看完，把能借到的过去慕名已久、可听不可求的国外名著也如饥似渴的读完。怎么说他们也不算过分啊，我并不是说这些同学不学无术，他们只是不愿看小说而已。
宿舍的生活混乱不堪，三十多人住在地下室，每个人出身不同，来自的环境不同，生活习惯大不一样。记得一班的同学叫傅得志的，在地下室天天用冰冷的水在擦身子，洗冷水浴，你们想想，在东北那么寒冷的天，竟然能用冷水冲澡，该是多么有毅力，这是一种什么精神，这样的人今后还能有什么事情干不成吗？那些农村来的同学很老实，约有一半多，毛病不多，但也有使人不能习惯的。开始如张贴民，小同学，和我邻居，每天晚间他要打水洗澡，他的身材很廋小，就站在我旁边，使劲儿往骨瘦嶙嶙身上猛搓，弄的噪声很大，我也睡不着觉，大声批评他，不要搞出这么大的声音，别人也睡不好，他听后就非常自觉,今后也就注意了。这人也好，听话，人随和，学习也好。但最烦人的是有的人作息时间不一，可能是大家高考时就养成了这些各自的毛病，有的十点入睡、有的十二点入睡、还有的极为讨厌人，半夜一点了还在走廊里拉个大提琴。是故意显摆自己有水平怎么的，搞的拉大提琴的噪音嗡嗡声震动整个宿舍，我半夜睡不着，胡诌了一段儿顺口溜，“半夜一点钟，传来提琴声，时停时复起，震耳嗡嗡嗡，碾转难入眠，这可怎么行，自己顾娱乐，影响他人睡，叫声同学兄，这样可不中”。这怎么能行，我要管一管，想想大家是个整体，爱好各异，要统一起来，有个规律才行。有个同学叫李冬梅的，是位男同学，以后成了我的最好同学之一。父母是内蒙农大的教授，生活条件极好，和我同岁，买了个小收音机，那时能买起收音机的同学很少，晚间打开听，不带耳机，听着听着就睡了，收音机哇哇响，搞的全宿舍谁也睡不着。次日我宣布了几条规定，也可能我过去在工厂管别人习惯了，说，今后作息时间十点以后就闭灯，有动静的东西一律不准搞，谁有不同意见要提出来，早晨六点学校要求早操，必须要都起来，不能影响集体荣誉，此话一出，果然几天后大家非常老实。
有个野生动物专业的同学，他拉个大提琴天天练习，也不分个时间，也是在表现自己吧，你这么能咋不考上音乐班的大提琴专业呢。在个走廊里，声音震得整个地下室谁也睡不着觉。我和他就吵了起来，他倒是振振有词，说我在外面，你们在屋里，你又不是班长，说了不算。我也喊道，不是班长可我说的对，声音对你来说是音乐，可能对别人是噪音，睡不着觉第二天怎么学习，我是生活委员，我不说谁说！大家其他人也在看热闹，不过倒也都支持我，吵了一次后，他自知理亏，也渐渐不拉了。一个学期后，很老实的同学徐红远对我说：“幸亏你订了这规矩，谁也不敢说，要不以后大家谁也休息不好”，他的觉也很轻，有点儿动静也睡不着。徐红远我俩关系一直很好，当时他和我上下铺，毕业后他还去我们市看望了我，可惜以后去了新西兰留学就定居在那儿了，在新西兰国家气象台工作。二零零六年他回国一次，恰巧我去哈尔滨，巧遇上了他，为了欢迎他，与几个东北的同学一起吃了一顿饭，还有可爱的同学李深、我的好同学李孟（毕业后黑龙江省林科所博导）、赵雨慧（毕业后和李深结婚，同在吉林省蚕业研究院工作，孩子清华毕业后在美国获博士学位后在纽约一公司任职。）、陈兵（毕业后在中船重工集团哈尔滨一研究所工作），杨兵章（东林外语学院书记）等，我们几位同学那次是第一次聚会。
杨兵章是个对班级事情极为热心的同学，他家就在哈尔滨市内，为了班级的事情，为了大家的利益，跑前跑后，天天忙得不亦乐乎，来去风风火火，动作雷厉风行，热情如火。但有一次，他的简单作为可把我惹恼了，班级教室的灯泡坏了，我把它换了下来，杨兵章急急忙忙赶快又拿线，又接线、又合闸，然后保险丝爆了。又合闸后又爆了，我检查了一遍各处都完好，灯泡没事，接线处都好，可能是保险丝的问题。于是我决定用两根铁丝换成保险丝接上，实际上起不到保险的作用了，然后一合闸这下可好，我站在椅子上拿着个灯泡，这时离灯头很近的地方接线处冒出了强烈的电火花，啪的一声爆响，差点儿把我从椅子上打到地面上。此时我大为光火，极为恼怒，一检查原来灯头上的两根零线火线与来自电源的两根零火线给拧到了一起，这真是没有生活常识，太没经验了。于是我向杨兵章喊道，怎么搞的，你这“物理课代表”就这么小儿科的水平，哪有这么接线的？弄的他不知所措，脸色通红，我就仗着自己年龄大一些，还有些工作经验，就这么可着嗓子乱叫嚷，也好，他并没说什么，这仅是一段儿小插曲儿。四年的大学生活哪能没有磕磕碰碰的，以后在一起和好如初，他人的修养也还是非常不错的。杨兵章的办事性格也有些较真儿，他的工作能力特强，后来他去了学生会做干部。在学校我俩一起入了党，毕业后他留在了学生管理处，然后要往上升的时候当时出国在外，又恰逢学校的领导突然换了班子，新领导不太了解他的过去，以致于未能升大官，前几年才重新出山做了正处级领导。
和我同拿工资的特木齐乐性格很好，在学校期间我俩关系最好的，到今天也是如此。他很随和，天天穿套工作服，像个老工人师傅似的，其貌不扬，蒙古族人，父亲是老知识分子，在伪满时就是大专生。这样的知识分子在文革中当然躲不过，文革中曾被造反派认为是“内人党”即“内蒙古人民党”，大受迫害，造反派污蔑内蒙古有几十万“内人党”，凡是有点儿文化的人都受过迫害。特木其乐以后我称为他叫老特，大我八岁的他每月工资四十九元，班级中只有我两人拿工资，他有个孩子，爱人也有工资，非常朴素，他愿意跟着我逛逛街上商店，和平百货大楼，和兴百货商店、道里、道外、南岗百货商店、八百、哈尔滨第一百货，四年中我俩都走遍了，他不会喝酒但也陪着我去周边小店喝酒，老特知识也多，老高三了，人生经验也丰富，常常给我提出好的建议，在班级的位置，他就坐在我的前一桌，也方便俩人说话。我常常和他开玩笑，说他会讲英语、蒙语、朝鲜语、汉语等。工作后，他负责东北内蒙的煤矿森林资源的管理工作，负责专管煤矿业的森林使用，一到下边县长、矿长、处长要围着他转，他倒是老作风，不会喝酒，管、拿、卡、要也不会，我后来听说，曾到本溪去了几次，我们的小老弟董武在那儿当官，每次去都要与他喝酒，一次喝得竟然钻到桌子底下，吐了很多。后来我问他，你不会喝咋还这么喝，他说不喝咋办，只好喝了就吐。后来再去本溪市，先是事先声明，不见我们的同学董伍，就躲着他，这却是很可笑的。他八十年代、二零零年专程分别去黑龙江省和北京市看了我，他人很勤奋，还认真，真是人生难得几知已啊。要说他要用几页纸，老特就是我的好兄长一个。
在第一个学期，郝淑珍给寄来了我的第一个月的工资四十六元，因她在银行出纳股，和我单位的出纳每月接触至少一次，为方便起见她就把我的工资直接扣下，负责给我每月寄钱。于是在以后的四年中，每个月我都盼望着她的汇款。我第一次给同学们发放生活补助金时，还出过这样一次错，开始时班级里有四分之三的同学有补助金，大概分四等，一等最高，是十六元，二等的是十二元，三等是八元，四等是六元，开始有些大意，多发了一份十六元的，我也没问大家，若问将会出很多麻烦事，只好牙掉了往肚里咽，谁让我有工资了。我这个生活委员除了每月发放补助金外每月还给大家发代粮票，分为粗粮和细粮，这种粮票是用很薄的一种纸印刷的，一大张几斤，分给大家很麻烦，每人三十斤，粗粮二十六斤，细粮四斤，粮票还要从中间撕开，非常费事，但这种事我做起来倒也不怕操心，月月如此。
我们班级的教室开始在机械楼的四楼西侧，这样上课也方便。教室一个班一个，除了英语课外，其它课都在大教室上。林业专业共有三个班，三个班一起上，所以林业专业的三个班就像一个班级似的，关系比较好，住宿的寝室也近，有的同学之间好的就像一个班似的。三个班之间时常会下下象棋之类的娱乐活动，我们班有个同学叫刘国法，小我三岁，农村来的同学，学习异常刻苦，而且一定要学出像个知识分子的样子。说来也天真，他天天坐在大教室学习是不怕累坏眼睛，开学不久后便戴上了眼镜，看起来文质彬彬，这才罢休。而且他的脑子应该说在全班级是最笨的，几乎各科考试都要补考，生活相当简朴，除了会打篮球以外看来也没任何爱好，除了睡觉就是学习，每天上食堂吃完饭就再买三个“勺糕”。好听吧，什么叫“勺糕”呢，就是我们天天吃的一种主食，用玉米面和成粥状糊儿糊儿，再用大勺子盛到笼屉上再蒸，熟了后便成为一个个的“勺糕”，这是粗粮的主食，他把几个“勺糕”用毛巾包着，带到大教室自习的座位上是饿了就吃一口，他这种学习的精神我们班级的同学们都佩服，但对这种自虐的劲儿头也纷纷窃窃私语。后来毕业后，刘国法又考取了本校的研究生，他的刻苦学习的劲儿头也感动了带研究生的那位老师，虽然连考了几年，终于被录取了，硕士毕业后去了美国，后因癌症于不久前去世了。可怜的刘国法，他的性格很好，对谁都好，就是和班长刘庆红不好，不知道为什么，他俩可能都是辽宁省的关系，老乡和老乡之间，这在我们班这些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经常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