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林学系里成立了篮球队，我也是其中一员，由系里的辅导员吴老师负责督导管理，要求天天早晨练球一个小时。我与刘庆红一起入选系队，但大家水平虽不算高，可一个个都心高气傲的很，大概因是班级不同的原因吧。各班挑了一两个，不大熟悉，缺乏沟通的道理，训练时也不认真，把个吴老师气得要命。吴老师在我毕业时是我的入党介绍人，约大我八、九岁，人很随和，我毕业后很久据说去了某市做了市委副书记。他也有信心把篮球队很快抓好，很快就出好成绩，队员们条件都不错，但缺少核心队员，大家拧不起一条绳，恰如一滩散沙，吴老师干着急也没用。
一次我在图书阅览室里看书，整个阅览室也就五六十人，大家在阅览室静悄悄的看杂志、报刊，大家都很安静，我也聚精会神在看。忽然传来了一阵喧闹声，一个男人的声音高喊：“小军！小军！我来看你了！”，大家都大吃一惊，纷纷抬头观察，我寻声望去，此人不是别人，正是我在北安的三姨夫，那时他也就二十六七岁的样子，穿着皮衣皮裤的，精神很饱满，工作看来也很满意。据他说那时他在北安市市里给领导开小车，可能来哈尔滨市送领导，顺便代三姨来看我。给我带来了一大袋炒面。那是我三姨给我炒的，足有三斤多重，他可能也没到过大学安静的阅览室来过，要不这么大喊大叫的，这嗓门儿是在东北开车，经常在空旷山野里练成的，要不把大家吓了一跳呢。和他见面只是短暂的寒暄了一会儿，彼此嘘寒问暖了一番，我问了一下三姨的情况，她在北安的一个物资站工作，情况还好，彼此介绍了一下，他便急匆匆离开了。
我们班有几个小兄弟，叫董伍、李深、陈家明、李忠厚。董伍和李深岁数小，入学时比我小五六岁，他们一个是辽宁本溪的，一个是吉林的，有些像小孩，但渐渐变得成熟、稳重，而且脑子特别好用。门门课程几乎不用学，比如我最挠头的数理化，他俩脑子快得很，一上课就能听明白。又如象棋开始几乎不会，但学了后会的也快，特别虚心。后来经过了四年，几乎像变了一个人，成熟多了，真像个大人了，多少次，我在睡梦里，梦见董伍和李深，他们是那么可爱，那么好学，进步真大。几十年后，我们班的同学去了辽宁的本溪市，董伍的性格还是如同大学时代那样，仅仅不过高了一些，是市里什么局的局长了，对这些老同学极为热情，多少年了，还就像小地弟一样，那样谦虚，那么尊敬人，时光永远不变多好啊。李深不大用说了，他小我五岁，来校时就像个大孩子，但长相显老，胡须很重，虽是农村来的，但接受新事物快，学习特好，尤其是理科像数学、数理统计之类的，我是越头痛的课程他觉得越简单。
他和赵雨慧（小姑娘与李深同岁，和他一样，也是吉林的老乡。以后结了婚）相像，年龄小，聪明，在社会经验方面非常喜欢向大哥哥们学习，成长的快。但赵雨慧可不行，一次，七九年末的茶话会上不小心打碎了一只茶碗，就内疚了许久，要哭了。我在茶话会上还表演了一个小魔术叫“听字”，她才破涕为笑。在班级，她就像小妹妹一样，我们也算是*着她，后来在李深的慢慢劝解下，才彻底放开了，这也显露了她性格直爽、纯净的一面，她虽小，但有时也像成熟的女孩似的说些让人料想不到的话。在离校时竟然和李深恋爱了，又是老乡又是恋人，学习又好，这也是我没有想到，但也是在预料之中的，多么好的一对儿啊！三十多年后他俩的孩子保送到清华，毕业后美国留学然后留在了那里，现在在美国的大企业工作着，后一代这么好，也是为我们争了光！他们的事业也好，同学聚会时赵雨慧还是老样子，默默无语的跑前跑后只顾给我们照相，李深还是热情的为大家排忧解难，不知为什么，见了他俩就像见了阔别已久的弟妹一样，和同学时代一样，其乐融融，感到特别亲切。
陈家明是山东人，小我三岁，小腿有些小儿麻痹后遗症，和我入学时关系极好。从地下室搬出时因为和我不是一个宿舍而哭闹过，后来由刘庆红调节才罢休，他的文学功底好，常常发表一些小作品，比如像有名的杂志“诗”就有他的大作。上学后常常有病，体质较弱，在我们校旁边的林业医院住医院，后来索性长期住在了那里。我是生活委员，少不了忙忙活活地要照顾他，有时要跑东跑西，为他办理各种手续。不过他也坚强，从来不埋怨他人，自己也会照顾自己，据说后来又在写小说呢，他还出版了散文集，看来以后要成为作家也不一定。久而久之，他和医院的一位*还有了恋情，人家和他爱的死去活来，那个*也算有眼光，爱上了这般有才的人。陈家明身材不高，也就是在八十年代，姑娘都喜欢大学生，但他有个弱点，就是不太顾及身体的情况，明知道自己的身体难以恢复，可是借着大学生的这个金字招牌，和其他女孩子搞这些事情，搞的人家要死要活的。*也经常往我们宿舍跑，我看不惯这类事情，渐渐的也与他有了隔阂，曾批评过他要收敛些，当然这样的事情自然是无果而终。陈家明后来因有病留在了七九级。据说他毕业后分配到泰安林校做老师，不几年因病就去世了！可惜了这个身残志坚、有才有为的青年。
再说李忠厚，他真是个小孩子，和董伍一样大，日常相当的老实，简朴，平时不说话，但接受能力非常强，他在另一个宿舍。有时就跑到我那里跟我一起唱歌，当时台湾的校园歌曲在大学中流行，如“走在乡间的小路上”，“外婆的澎湖湾”等又好听又好学，我们俩拿着歌本一起唱，我俩还一起唱“军港之夜”，有时我吹口琴他就跟着唱。由此一来他的性格也变了，开朗了许多，我俩的关系也日见密切。可好景不长，一次期末考试，大概是考植物学，因为最后一科，考完就放假无事可以回家了。我也急不可耐事先买了回家的车票，待下个学期开学后，和大家一见面就告诉了我发生了事情。是这样，考完试后他交卷的比较晚，不知为何他又去了交卷处一次看了看试卷，由此一位监考的老师认为他可能是作弊，给他的试卷打了个零分！这大大刺激了他的自尊心，考试后晚走了几天，但老师也为他如实判了卷，算是成绩合格了。可是他为此整整一个假期也没过好，始终在家闷闷不语，最后干脆不与家人说话，家里爹妈无奈只好由他爸爸假期间送到学校来，交由校方处理。学校也无法做好思想工作，再三劝导均无作用，在我们开学前送到了黑龙江省精神病院。一听这事我着了急，李忠厚这小弟不知在精神病院怎么样，于是马上和几个同学去了精神病院，记得和张贴民同学等一起去的。这个精神病院在很远的郊外，不知办了多少手续才见到了他。一见到他在个铁栅栏里，和众多精神病患者在一起，双目痴呆，但精神尚清醒，在十分寒冷的冬季赤脚趿拉着一只塑料拖鞋，仅一只。见了我们如同见了亲人，隔着铁栏杆和我抱头大哭，看到他痛哭的样子，是受了好多委屈才这样的，我和张贴民等人也禁不住流下了眼泪。过了一会儿，我询问了一下大夫，他是不是在生活方面缺点什么？那大夫面无表情地说，一切正常，什么也不缺。我们要求他要出院，大夫说需要学校的意见。我们一看无奈，劝说了李忠厚千万不要着急，再忍耐几日，待我们回校后办好手续再来接他。回校后我们找到了辅导员说可以出院了，辅导员还要逐级请示，我们又连忙送了一双拖鞋给了李忠厚，后来好像也没办妥手续，说是校方认为他还没好，不宜出院，所以暂时也没有出院。此时他的父亲又到学校来了，其中他还有一个表哥，也是同校的上一届的学生，我们一见到他的父亲，就像见到了罗中立的名画“父亲”一样，他老脸上满是皱纹，满脸的沧桑，在冬末初春之交，穿着一件薄棉袄，但里面什么东西也没穿，棉袄里面因被汗水浸的硬邦邦的。他和李忠厚的表哥来了学校吃食堂，生活上简朴的很，看来是十分的困难，在校住了几日后便回家了，交代其表哥在校照顾他。之后我们也在一年多后见到了李忠厚，他显得也痴呆了许多，最后终于被降到了下一年级。我就一直未见过他。直到我们同学毕业三十年参加班庆时才听董伍说了他毕业后的一些经历，李忠厚毕业后不久结了婚并有了孩子，但最终他还是没能恢复，结局是上吊自杀而死。留下了年幼的孩子和年轻的妻子，一个很好的青年人就这样离人而去！他的悲惨结局，是因为从小的生活环境所致，贫穷、闭塞、很少接触外界等种种*的环境。
我们班的赫桂平也是这样，只不过他的病治好了，后来恢复如初，也没有一切的迹象。在那个时代，十年未高考了，即使是在物质极为缺少的时候，城乡的差别也是巨大的，现在这条鸿沟窄了许多，主要是因为媒体的宣传和便捷的信息传递方式把人拉近了，是啊，和过去没法相比了。看看现在，就是极偏僻的地区能上大学的青年，从小就娇生惯养，大了也身着名牌，手持手机，和城市人一样，没有过去简朴的形象了。
李松从我们县来哈尔滨市了，我爸爸让他捎来三百元钱，是给陆基林用的。他还是你爷爷的部下，养路段的技术员，三十多年后的现在已退休在上海，据说还参与编写一部关于下乡知青的经历小说。李松看了看我们的宿舍，原以为大学生的宿舍是什么样子呢，那时在地下室，也是很拥挤，而且条件太差。唉，那时我们入学时间不长，驻校的工宣队、军宣队都分在了学生宿舍住，还没有地方安排他们。他们有家的也是一家人就住在我们的隔壁，他们的孩子六七岁，也很可爱，动辄到我们宿舍来玩耍，这一切需要慢慢来的。李松这老哥也是我们县的值班分队下来的，后来被养路段招工了，他比我大了六岁。这人也是很有才气，进养路段后就一直跟着我爸工作，到现在近四十年了。他可能是我和郝淑珍家俩家这三代人的极少的见证者，去年在济宁看到他还是年轻如旧，他的心态很好。我俩还聊起在乌拉嘎“老沟”打火的事情，那次他也去了，还谈了用尿盆吃饭的事儿。唉！能在一起谈论那次打火事情的人几乎没有了。去年他说还参与出版了一套有关回忆上海知青的六百多万字的巨著。我和郝淑珍与他夫妻俩一起游了游微山湖，他爱人（我们叫候姐）也和我妈一起共事了许多年，老养路段的人对他俩来说也是割不断的，往事不堪回首啊！
杨荣福也于十一月末结了婚，他也不错，在商业部门工作。我也忘不了接送他爱人曹桂彬买结婚物品的一事，真是一件令人难忘的回忆！小宋几乎同时从军队复员了，这也是我想不到的，但细一想，这也是早晚的事，俗话说“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早晚会有复员这一天的，他又回到了我们县粮食系统。但过了几年我也想不到的是，他竟然当了厂的厂长，而且还成了我大内弟的下级，是啊，今后的事情是谁也想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