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要分配了，吴老师又最后找我谈了次话，问到底想去哪里，想了想只好说，我有了女朋友，要回我们市去。他说，北京的林科院、中科院、林业部、北大、和哈尔滨市的许多部门都有名额，但北京的中科院、林业部等要的最好是党员，现在党员太少不够分的，你自己定吧。

说心里话，毕业分配的事，也考虑了许久。那时只要是大学生，市级以上的部门需要的很多，当时有个想法，只要好好的工作，到那都能干得不错，只是没想到，从底层做起和开始就在高层做要难的多。后来人家李冬梅去了“北大”，做了费孝通的秘书，一提拔就是个副处级。只怨他太急功近利，辞职下海，要是稳稳地混到最后，最不济也能弄个厅级干部。主要是因为郝淑珍，当时我要去了大城市，调动工作也是太难，我们县有好多人在冷眼相看，和郝淑珍好了这么多年是不是，我黄钧毕业了就远走高飞，把她一人孤零零地抛在我们县！就是有一些人开始就嫉妒我们俩的事，就等着今后看笑话呢。实际上开始登记时就想到了，以后可能有后悔的时候，但任何人也难想到以后啊！我就不信分配在林区，就混不出来个人样来。

不过我的“小农”思想是有些儿，这可能是从小受我爸爸的影响。这在以后的一生中就犯了大大小小的错误，就与这“小农”思想有关，既小富即安的想法，这是后话。我对吴老师说，自己的决心已下，就去我们市里，到那里后再设法去我们县。那时在学校只是负责分到市一级的部门，到市级的人事部门后要再重新分配。我就这样向握有分配大权的吴老师（他是我们的辅导员，当时在毕业分配中，意见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说了这些心里话，他也无奈，说已经没有时间了，只好祝我今后继续进步，今后事业有发展了事。

分配的前一天晚间，院里组织部一位负责的王老师最后一次找我谈话，名义上是来考察对党章的认识，说了一些党章的条款，对此我是印象太浅，哪能读的这样细，于是一问三不知，实际上也是了解对分配的最后想法，我还是坚持了原来的计划。他说这样也好，事后得知，院里对分配的事也十分挠头，本打算要将林业专业的分往艰苦地区我们市里不下十个人。我们市、大兴安岭地区是分配最难的地区，都是林区，大概谁也不想去，而这里边我是主动要求去那里的！最后也只是分去了三人，院里大为高兴，当时去北京和留校是最好的去处，但实际情况是很多同学是有工作经历的，已有家室。

如我的同学崔前那样的，是二班的同学。记得在实习期间，他勤勤恳恳地工作，每天见他背个背袋早出晚归，学习也是不错，但他的头发梳的确像“希特勒”那样，印象深深地留在了我们脑海中，以至于同学们把他戏称为“希特勒”。他已有了两个孩子，家在农村，不回去不行。有些同学是很年轻，如我班的李深、赵雨慧、董伍、张贴民，他们也不在乎到哪里，懵懵懂懂的不太关心，可能愿意回家。倒是像李冬梅、杨兵章、刘庆红这样的学生，才会挑挑地方（刘庆红已考上研究生）。

毕业分配的事情已定，第二天，学校宣布了分配方案，大家的去向大都是很好的。我们林业三个班，共八十几个同学，有十几个分到北京的，在哈尔滨市的和考研究生的也有二十几名，其余的回各自的省份，基本上都满意。分到我们市市的仅有三人，还有个七七级留级到我们班的。我还是真想回我们县，怕郝淑珍调不来我们市，所以，先回去报到再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