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从北海道回到研究所后，他们还让我办了一次小讲座，就是中国的黑龙江省和日本的北海道的差别，我用粉笔在黑板上边说边写，给他们描绘了黑龙江省的特产，有人参、黄金和鳇鱼还有“大马哈”鱼，他们提问的很仔细，问了鳇鱼的习性，几百公斤的大鱼在黑龙江能生活得下吗，我说江很大是可以的，说到“大马哈”鱼，提到它是如何在江里出生，如何很小的时候游去大海，在大海里成长，开始产卵时再游回出生地，大海非常辽阔，可以任它自由地长大，“大马哈”鱼也是这样。听他们说，原来日本也有“大马哈”，学名不一样，他们叫“鲑鱼”，吃日本料理是最喜欢吃的“生鱼片”就是“鲑鱼”，日本名叫“刺身”。他们也开始按照它们的生活习性来人工养殖，日本的河流众多，他们选择一条合适的河流，用人工的方式培养出许多的鱼苗，选出一处放进去，然后它们到大海生长，以后性成熟就回游到出生地，途中即使遇到任何艰难险阻也在所不惧，即便河流已变成瀑布，也勇敢地跳上去，奋勇向前。是啊，遗传信息的作用真是顽强的，记忆是无法更改的，然后他们就在鱼的出生地支起来大网来捕获它们。我们就这样互相交流，他们也愿意与外国人谈些喜欢的话题，总是问这问那的。

樱井真由美还信誓旦旦的下了决心，她握起小拳头在胸前，说：

“以后一定到中国看看，中国真是太辽阔了，太大了”。

日本人就是这样。实际上他们非常羡慕中国，认为日本人的最大缺点是心胸狭窄，原因是日本的国土面积太小了，那么狭窄的一溜，在地图上看，是这样。

我开玩笑地对他们说：

“日本的国土就像窄窄长长的小虫子，而我们中国的就像一只大公鸡，这公鸡的嘴就对着这条虫子，想什么时候吃就吃掉它”，

他们也说，是啊，中国太大了。日本的地图形状在中国的地球形状面前，可不就像一条小的虫子呢，

日本人教育人的世界观的方式与我们的三十年前不同，他们被灌输一种危机感，日本的舆论机器总是在告诫日本人，他们是多么困难，国家是多么的无助，四周的邻国如中国、韩国、苏联发展得多快，是多么的强大，尤其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多么的迅猛，日本是无资源、国土又小，各种急需的原料也没有，仅靠一些技术上的优势也马上被周围的国家占先，日本人不努力、不拼命工作能行吗？就是这样教育国民，如同用鞭子在不停地抽打他们，使他们总是意识到目前的处境。

而我们中国人是如何宣传的呢，解放后乃至三十年前是这样教育中国人的，中国地大物博、国土辽阔、人口世界第一，既无外债，又无内债，像**说的那样，“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中国人民是勤劳、勇敢、智慧的人民，就像“老王卖瓜自己卖自夸”那样，因此两国的教育人民的方式是完全不同的，日本人也不怕外国人在贬低自己。

所谓的讲座完了后，我又回到了我们的塾里，大家多日不见又聚在一起了，这次我从育种研究所那里给大家带来了在日本也很少见到的“猕猴桃”三小盒，大家也弄不明白是啥东西，不过很好吃，大家也纷纷带来各种小新闻。刘国帮和任力民也回来了，他俩描述了在宿舍半夜看黄色的录像如何如何，自然都是男女大光腚的事儿，还带来了录像带，这小池和焦洋听了后，非要看过新奇，他们把门反锁上，她俩就死命地敲门让他们开开，又哭又闹，不过刘国帮到底没让他们看，他说怕她俩中毒，气的她两个直哭，恨恨地骂了又骂。后来也问了我去北海道的事儿，也只是羡慕我的运气好。

夏天了，大家到大内山村的周围去走一走，我用自行车带着焦洋走在山路上，日本的山路竟然修的这么好，全是柏油公路，即使很偏僻的地方也是，我们去的地方叫“犬回头”的路，意思是说尽头连犬也要愁得回头，路旁是日本特有的树种扁柏，也有杉木，都是针叶树，倒也显得郁郁葱葱。

到了很偏远的一日本农家，即便是这样，他们家的生活也是很便利，有上下水、有电视、电话，年轻的男主人领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又天真又可爱，我把她举到了头顶，和她照了张相。焦洋与孩子的奶奶聊了聊天，这家人也是可怜，大内山村有一次来了个城里的杂技团，团里有个小伙子长的英俊潇洒，就把小女孩的年轻妈妈拐走了。这家人的好不容易找上个媳妇，就这样就走了。我想，也可能是私奔了吧，人家自由恋爱吗，这不把个老婆婆愁的要命，在这个山区，不容易娶上媳妇，能娶上媳妇也是要花不少的钱，回来的路上，我想，日本的钱虽多，也有难唱曲儿啊。要不后来日本人到中国来找老婆的人也不少，那些北京、上海的大龄女孩子，也是剩女，嫁到日本来的也不少，只奔着日本人有钱有房有车，这些他们倒是都具备，殊不知这人丁稀少的山区，日间很少见到人，中国的这些姑娘，虽然能满足物质金钱上的*，但在这种环境下，也只能是“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了，在家“相夫教子”。回来的路上我开玩笑地给焦洋说：

“你觉得合适不，要么就嫁给他吧”，

她使劲儿掐着我的腰气哼哼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