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那一年，我还被林校推荐为我们市的知识分子拔尖人才。林校有四位拔尖人才，有林校的副校长、纪检委书记、一位老师和我。当然我们都是大学毕业，当时对选拔拔尖人才一事要求还挺严格，最起码要有论文，在单位的工作表现还要突出。这论文也就是已经发表的文章，我倒有一些，如在日本的一些写的文章都发表了，比如，“日本的中等林业教育”刊登在在我国一九八七年的《中专教育》上、“黑龙江的林业事情”刊登在在日本一九八六年的《三重林业》上。还有一些小文章在黑龙江省的《林业科技》上，如“干枯叶枯作业法”、“刺笼芽的组织培养法育种”、“蚂蚁对森林生态的意义”等四五篇文章陆续在各种刊物上发表了。不论这些文章的价值如何，总算是我这一生年轻时也还有些作为吧？就像那时有个叫苏迪的女老师说的那样，作为一个人，那时能有铅字印刷的东西在中国发表就不错了。

苏迪是一名年轻的教师，教英语的。记得有一次，她自己找来一位澳大利亚的女教师来林校玩，这是她在大学学英语时不知怎么交上的朋友。这位澳大利亚女青年对中国的森林小火车非常感兴趣，要专程来我们市下面林业局看一看，大概在世界上很少的缘故。这澳大利亚女青年身材不高，那时肩背个双肩包，走起路来倒是蛮有力量的。我还要求苏迪，她来的话就请她无偿给林校的学生讲一堂英语口语课。看，我是多么敬业，还勒索人家一把，我还在教室听了她的讲课，的确还是不错的。讲完了课，和苏迪还陪着她俩去了市里的“兴安塔”。这位澳大利亚女青年一路上兴致勃勃，玩得特别高兴。我们在白雪覆盖的林间小路上，她也是很喜欢这北国的冬季。这塔据说在我们市的南山最高点，二千多米，还拍了照，我站在雪山上，双手高举着，在雪地上还写下了“小兴安岭最高峰”的字样。我们一起是从人迹罕见的森林中爬上去的。后来我正巧去哈尔滨出差，还给这位澳大利女青年买了回哈尔滨市的卧铺票，一同回哈尔滨。记得那时人多很是拥挤，我们虽然有卧铺，可我还是拉着她在车站猛跑了了一阵。她奇怪地问：

“我们有票为什么还要这样跑？”

那时能买到卧铺票不容易，一般上车时跑也就习惯了，我也只能说：

“这是中国特色吧。”

苏迪在学校的英语是最棒的，尤其是口语说得很溜儿，她大学刚毕业。但她有个毛病就是谁也瞧不起，虽然长的还算不错。我们林校有英语教研室，七八个英语教师天天在一起叽叽喳喳。她经常嘴动辄一撇，心高气傲的，在林校几乎没有一个她能看上眼的。和我的关系非常密切，在一起交流交流外语的教学等。她家在南查市，后来调到了南方扬州，再以后可能出国，我们也就再也没联系了。

在学校期间，我还组织了一次演讲会，我唱主角，这是一场什么样的演讲会呢？从日本学习回来，所见所闻不少，学到的东西也不少，一想有这么多的学生老师，应该让大家都了解了解。还带回来不少的幻灯片，那时我们教务处还有比较先进的自动幻灯放映机，可以遥控操作，要放那张照片，这机器能一张张自动连续放出。这样，在我的张罗下，在大教室就搞了一场名为“日本人和林业教育”的演讲会，自然我一人来主讲。那次演讲会，学生和老师来了不少，有几百人，教室坐不下，还有站在过道里的，大家都想听听日本的见闻。现在我们市有做了副厅级的当年学生，好像有位姓范的学生会的干部，也在会上听讲。

我讲了日本人的生活，日本人的礼仪，日本的林业事业，他们对林业的保护意识，对于当时我们还在不遗余力地采伐森林谈了今后的个人看法，还配合着幻灯机让大家边看边听，也算是图文并茂，形式丰富吧，演讲用了两节课的时间，不到两小时。

结束时大家比较兴奋，那位小范同学还对我感慨地说：

“日本人很多方面是进步，他们的林业是发达，你讲的一些对林业的观念也是中国人民该学习的，我也不知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