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80年代曾在泉下欣慰一时的梁任公，后来又郁闷得恨不能再死一回了吧？

但是我已不太相信“好人文化”或能培育出成批的“新好人”的传说。

但是自上世纪90年代以后，我的笔在批判现实的同时，每稍一歇搁，转而便写一个又一个的好人，或感觉到的，或听说的，即使他们只不过好那么一次，好那么一时，好那么一点儿。

因为我知道，好人在中国绝对没有绝种。我不写好人，对不起好人的存在。让善的种子永远在我的文字中发芽、生长，对我也是不那么做“就会感到烦恼”的事。“行为艺术”而已。

七

我相信--“精神变物质”这一句话。对于“好人文化”和好人的关系也是如此。“好人文化”如果影响了某些人，善良会沉淀在他们的身体里形成物质性的好人基因。那么他们的下一代一出生便也先天具有好人基因了，亦即民间所言“善根”。

八

在2008至2010年创作《知青》的过程中，我确乎是将我的“好人文化”之理念全盘地“种牛痘”般地刺种在那些知青人物的心里了。我预料到那将会给人以不真实的感觉--但我当时的想法是：

管那些呢！让我所感恩的好人们先在我的笔下活起来！何况即使在“文革”中，我自己便结交了多少好人啊！他们使我不以一篇题为《感激》的散文纪念便感觉罪过。

“文革”也不是好人绝种了的时代。恰在“文革”中，潘光旦死在他学生费孝通怀里；上海一位江姓女工认领了傅雷夫妇的骨灰……当变疯了的沈力手举磨得锋快的镰刀威胁战友们，而赵天亮久久凝视他，终于默默从他手中接过去镰刀时，唐曾那一种目光使我为之动容了--我从他的目光中看到了我希望看到的“东西”。除了《知青》成为我的机会，使我得以如愿以偿地呈现“文革”

年代一些知青们心底的善，在现实中，我又能另外“幸获”什么机会呢？

我对人性善与人格正义，真的已理想得太久太久。人们啊，不管处在什么年代，只要没被关进集中营里，没被剥夺起码的言行自由，能像他们那样好一点儿，好几次，其实不是“难于上青天”之事……

阿门！

2012年7月1日

于北京（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