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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毒气战(2 / 2)

毒气资料馆里陈列的文件资料清楚地记载着日军发动毒气战的事实。其一是《中国使用武器战例教科书》,这是日本军校使用的教材,里面记载着防毒、放毒和辨认毒性的方法,同时列举了日军在中国河北、山西等地发动的几场毒气战。还有一份美国公开的1939年日军总参谋长的指令,命令日军在山西等地使用装入迫击炮的‘赤筒、赤弹‘(刺激性毒气),要求做到‘严格秘匿,不留痕迹‘。据统计,二战期间日本一共发动过2000多次毒气战,直接造成10万多人死亡。

‘毒气岛‘见证过去

在山内先生的带领下,我们和学生们一起参观了‘毒气岛‘遗迹。岛的南侧有一处发电厂遗址,当时给岛上各毒气车间供电。这个当年离毒气生产点最远的地方野草丛生,庞大建筑仿佛一个废弃的剧院,使人联想到731细菌战部队在哈尔滨的遗址。日本环境厅在它门口立了一个牌子:危险勿入。我们注意到岛上有不少野兔,见了人还要吃的。山内说,大久野岛上有150多只野兔,是当时从毒气实验室逃出来的兔子的后代。兔子的皮肤与人相似,毒液直接抹在兔子身上就可以观察到皮肤溃烂的速度。山内向学生们讲述了日军731部队在中国用活人做试验的事实,学生们先是惊诧,然后默不做声。

据说全岛有70来个防空洞,现在已用石头和水泥封死。山内根据当年工人的证言判断,岛上可能有17个防空洞还放着毒气罐。据调查,二战结束后大久野岛及周边地区遗留约3240吨毒气和大量毒气弹,这个量能把全世界的人都毒死。大久野岛被美军接收后,美军用将近一年的时间对当时剩下的毒气做了处置,有的投弃入海,有的进行燃烧,有的就地掩埋。据记载,当时投入海洋的毒液就有1845吨,烧掉和就地掩埋的毒气弹达65万多件。从1945年到1963年,大久野岛一直被美军和日本政府封锁。在朝鲜战争期间,这里还曾是美军的临时弹药库。20世纪60年代后,大久野岛被开发成一处休闲旅游地,岛上修建了一个靠山的疗养旅馆。美国直到1984年才公布‘毒气岛‘相关材料,如日本在中国战场进行化学战的情况、日本投降后美澳军队在该岛处理毒气和拆除机械的经过,以及在该地从事生产并受害的日本士兵和工人的调查报告等。

岛上最多的遗迹是各种存放毒气的仓库和山洞。许多仓库隐藏在树叶和枯藤之间,现在只剩下固定毒气罐的石头底座。有一个小型仓库保存较好,每个房间都可存放20吨毒气。岛的北部有一处最大的毒气储存库,顶棚已经不见了,剩下6个高6米左右、直径将近5米的柱状建筑,均为水泥修筑。环境厅在遗址前立的牌子上说:‘从1929年到战争结束,旧陆军在该岛上秘密制造过毒气,主要制品是芥子气和路易氏毒气,皆为糜烂性毒气,使皮肤溃烂,年产量达1200吨。‘山内说,理论上讲10吨芥子气就可以杀死全东京的人,而这里的每个建筑都可以储藏一个容量为100吨的巨大毒气罐。望着这个满是爬山虎的被烧黑的毒气仓库,不禁令人毛骨悚然。山内还带领我们进入丛林深处,有些地方居然还散落着当年用来制作毒气的机器碎片,60年过去了,从碎片的形状上依然可以辨认出这是搅拌机上的零件。

岛上和近海地区依然有毒

在大久野岛北部的一个工地上,带着口罩的工人把掘土机挖出的泥土密封在白色的布袋里,这是为准备修建防潮堤所作的毒土清理。1996年,环境厅对‘毒气岛‘作了第一次土壤和水质调查,结果发现土壤含有大量砷化物(俗称砒霜),污染浓度超标达470倍。岛上污染最严重的地方曾渗入地下4米,政府被迫投入巨资把毒土挖出,送到秋田县大馆市的工厂进行清理。在修建海水浴场和防潮堤的过程中,发生过多起芥子气和氢氰酸中毒事件,证明岛上或近海地区仍然残留着糜烂性毒气。现在的大久野岛还不能说已经绝对安全,岛上的饮用水依然是从外面输送的,地下水不能饮用。

山内向学生们介绍说:自己小的时候和朋友们曾经偷偷到这里砸玻璃玩,后来被政府接管,禁止游客前来参观,1990年有人甚至提议要把岛上的设施毁掉,实际是不想让毒气问题浮出水面。日本毒气战受害者和原毒气岛上的工人家属闻讯起来反对,许多参观过‘毒气岛‘的学生组织也参与进来。‘毒气岛‘的故事在学校间不断流传,短时间内就在广岛县募集了10万个签名,迫使日本政府最终没有拆除遗址。

岛上有处为日本的毒气受害者修建的慰灵碑。大约6600人先后在‘毒气岛‘上劳动过,这些人都存在着严重的呼吸道粘膜损伤。战后,毒气受害者曾经联合上告日本政府,日本政府却要他们拿出自己的病是由毒气所致的证据。广岛大学的几位教授自费调查,最终查实了病因,也证实了毒气的危害。然而日本政府至今没有正式赔偿,只是给当年在工厂劳动过的人提供一定的救济金。参观的学生对此表示震惊,表示回去之后要把所见所闻告诉同学和家人;还有位学生说,日本受害者至少还有变相的补偿,而中国受害者连这些都没有,战争离自己并不是很遥远,日本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

还历史以真实

离开‘毒气岛‘,山内先生带我们去竹原市拜访了一位名叫藤本安马的老人。藤本年轻时曾在毒气厂当过3年多的技术员,现在是毒气岛历史研究所的顾问。他听说中国记者前来采访非常高兴。一见面他就说,二战时自己虽然没有去中国,但因为制造过毒气,所以也是加害者。他表示,中国人民对过去日本的侵略行为表示气愤理所当然。

藤本老人说,1941年,在日本军国主义教育下,年仅15岁的他小学刚刚毕业就作为‘军国少年‘进入岛内的毒气厂,制造过路易氏毒气等糜烂性毒气。藤本回忆,当时岛上都是日本宪兵,监视工人们工作,不想干的人马上会被送往战场。不断有人在工厂被毒气烧伤,越到战争后期工作量越大,事故也越多。战后自己还被迫签了‘保证书‘,如果把‘毒气岛‘的秘密说出去就会被捕,所以在此干过活的人都不敢透露毒气厂的事。

藤本和其他许多在‘毒气岛‘干过活的人一样留下了后遗症,长期患气管炎,还做过大手术。上世纪90年代初,当他在电视里看到在中国发现的毒气罐的报道时非常气愤,‘这不就是当年在大久野岛生产的毒气吗?它还在害人!‘藤本了解到,初步调查表明,侵华日军曾在中国使用毒气弹2000次以上,战争结束时在中国各地丢弃的毒气弹约有200万颗,遍及中国十几个城市。他觉得历史没有完结,现在仍是‘进行时‘。自己作为毒气受害者之前首先曾是加害者。1994年,沉默多年的藤本开始主动为‘毒气岛‘上发生的罪恶作证言,也开始了向中国谢罪的行动。

2004年8月,毒气岛历史研究所的11人到中国访问,藤本也一同前往。他在访问中见到了河北定州北疃村毒气惨案的幸存者李庆祥。作为‘毒气制造者‘,藤本紧握着李庆祥的手道歉:‘我制造了毒气,我有罪!‘在那场毒气战中失去了弟弟妹妹的李庆祥回答道:‘侵略是铁一的事实,但是日本人民也是被欺骗后送上战场的,我们一起尊重史实、争取和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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