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坐在出租车里往旅馆去，出租车司机问我赌不赌马。我不爱赌博，但他爱，知道几周前他在赛马场看见了谁吗？歌手。歌手和两个男人在赛马场，其中一个自称罗爸爸。我四处查了查这位罗爸爸。敲诈，勒索，五条人命，只有一条闹上法庭，但宣判无罪。管理一个叫哥本哈根城的棚屋小镇。对，歌手和两个流氓在一起，那两个家伙来自歌手应该不支持的一个政党，他们有说有笑，像是老同学聚首。接下来的几天，有人看到他和警长杀手见面，警长杀手是八条巷的教父，受敌对的另一个政党控制。一周之内见了两个黑帮头目，这两个人基本上控制了金斯敦下城区的两大争斗阵营。也许他只是在居中调停。明白我的意思吗？他只是一名歌手。但我听说过一句话：牙买加没有任何人只扮演一个角色。有什么事情在酝酿，我已经闻到了气味。我有没有说过两周后就要大选了？

假如连纽约来的白小子都能听到风声，那就说明这条线索已经过时了。有个叫马克·兰辛的小混蛋和我坐同一个航班来牙买加，他费尽心思假装没看见我。没看见个屁。九流电影制作人，还在用他老爸的那点家当，来牙买加是为了拍摄和平演唱会的电影。他说他受唱片公司的雇佣。也许吧，尽管他这种弱智三孙子没有类似级别的经验，但忽然出现在牙买加拍摄一场演唱会，害得我的大脑就像泡在了粪水里。

我的出租车司机一直在说他想赢到足够多的钱，然后跳上飞机

一去不回头。他认为假如人民民族党再次获胜，牙买加就会变成又一个共产主义共和国。这个我不确定，但我确定几乎所有人都盯着歌手，有许多事情取决于他的下一步行动。可怜的哥们儿只是想发行一张歌颂大爱的专辑，然后回家休息。也许他也感觉到了，每个人都感觉到了：金斯敦正在沸腾边缘。看门人连续两个晚上睡在接待台里面。他都不需要告诉我，我看见他的黑眼袋就明白了。他也许会说那是因为他热爱工作，但我猜他只是太害怕，不敢半夜三更回家。

五月，一个叫威廉·艾德勒的家伙在本地电视台上说，美国大使馆有十一名中情局工作人员。六月，其中七个人离开了牙买加。真是够了。另一方面，从不手下留情的歌手，高唱拉斯塔不为中情局工作。在牙买加，二加二一向等于五，但现在等于七了。这些散落的线头交织起来，像绞索似的套在歌手脖子上。你应该来看一眼他住处现在的样子，安保严密得像是诺克斯堡，不允许任何人进出。保护他的也不是警察，而是一群黑帮打手，我查到他们的名字是“回声连队”。最近人人都自称连队，无论是帮派还是警卫。有个可怜的姑娘一整天都守在那儿，声称她怀了歌手的孩子什么的。兰辛有办法进去吗？他说他在为唱片公司拍摄演唱会，其实肯定在做什么见不得人的幕后勾当。想从那个混球嘴里问出点消息就意味着要跟他好言好语说话，唯一的问题是我实在做不到。

我尽量装得没那么饥渴。我二十七岁，离开大学已经六年，老妈总在问我什么时候能去找份正经工作，而不是当个坑蒙拐骗的左倾分子。她居然听说过“左倾分子”这个词，我不得不刮目相看，但“坑蒙拐骗”应该是听我小妹说的。她还认为我需要一个好女人的爱，而且最好不是个黑女人。也许她看着我，闻到了不自量力的野心。我认为我在努力说服自己的是我不属于那种四处游荡寻找归属感的白小子，想寻求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因为自从尼克松、伏特、五角大楼文件、他妈的卡朋特兄妹、托尼·奥兰多与黎明乐队之后，再也没有东西可以相信了，而上帝知道摇滚乐里什么都没有。我来到西金斯敦，粗胚没来招惹我，因为他们知道我没有什么可失去的。也许我只是个喜欢怨天怨地的蠢小子。我认为我有问题但其实没问题。

第一次来牙买加的时候，我们飞到蒙特哥湾，开车去内格里尔，我们是我和一个姑娘，她老爸曾经是军人。我很高兴她不知道“谁人”乐队是谁，而是喜欢听地下丝绒，因为她在军事基地和德国孩子一起长大。过了几天，不是说我产生了归属感，事情没那么无聊，但我有了一种感觉，这种感觉（甚至只是一种信念）说你可以停止奔跑了。不，我并没有因此想在这儿生活。但我记得每天清晨醒来，就在气温终于降低的那个时刻，我说，你有什么故事？也许我问的是这个国家，也许是我自己。

关于自己我说得太多了。我还是多想想这个国家在酝酿什么吧，究竟是什么即将爆发。

两周后就是大选。中情局盘踞在这座城市中，沉重的屁股留下了冷战的汗渍。杂志对我没什么期待，无非是有关滚石乐队在录什么的几段文字，外加一张米克或凯斯的愚蠢照片：半戴耳机，镜头里有个牙买加人增添色彩。但去他妈的吧。马克·兰辛在玩什么把戏？狗娘养的不够聪明，没法一个人搞出大动静。明天我要再去一趟马利家。我是说，我预约过的。虽说这在牙买加没有任何意义。还有，威廉·艾德勒到底是什么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