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二零三九年，中国与美国在印度的博弈继续升温。

年初的时候，黄瀚林在全国代表大会做政府工作汇报的时候提到，鉴于全球局部严重自然灾害正在减退，以及第四批农业工厂将在年内投产，在保证二点四亿吨对外粮食援助配额的情况下，政府将逐步放宽粮食管制措施，将在七月一日之前取消限购令，在年终前取消政府限价措施。

事实上，到二零三九年，全球性粮食危机已经有所减缓。

根据全球气候事务组织统计，一百六十八个申请了粮食援助国家，在二零三九年的总需求为三点六亿吨，而中国与美国承诺的援助配额就高达四亿吨，巴西阿根廷澳大利亚与新西兰承诺的援助配额为一点二亿吨，因此援助配额还有大约一点六亿吨的富余，意味着粮食将供大于求。

当然，这只是二零三八年的预测。如果气候变化反常，那么总共五点二亿吨的援助配额很有可能供不应求。

可以说，这是在持续了三年半的粮食危机之后，第一次出现缓解征兆。

对此，国际市场也立即做出了反映，首先是粮食富余国家开始公开出售粮食，其次是国际粮价开始回落。

到二零三九年一月底，二月份交付的粮食期货价格比二零三六年一月，即粮价达到最高点时降低了百分之三十七。

可惜的是，好景不长。

刚进入二月份，欧洲大陆，包括俄罗斯欧洲地区与乌克兰遭遇雪灾，欧盟俄罗斯乌克兰北欧国家先后宣布增大粮食进口量，向全球气候事务组织提交了新的援助清单。随着寒冷气候加剧，土耳其北非国家也先后加入进来，纷纷向全球气候事务组织提高了粮食援助配额。

所幸的是，南半球没有出现反常气候，巴西阿根廷澳大利亚与新西兰先后实现了粮食大丰收。四国在二月底提交了新的援助配额，将援助总量由一点二亿吨提高到了一点四亿吨。

更重要的是，中国没有降低援助配额。

虽然严寒已经导致中国北方地区的高粱土豆等农作物大规模减产，但是第四批农业工厂提前两个月投产，因此中国当局仍然维持了二零三八年底做出的承诺，将援助配额定为二点四亿吨。

事实上，需要中国提供援助的国家根本要不了这么多粮食。

到二零三八年底，中国的八个主要盟国，以及十多个友好国家提交的援助请求，总共只需要一点八亿吨，泰国还由受援助国变成援助国，预计在二零三九能有大约一百二十万吨余粮。

与中国相比，美国的情况就没有这么理想了。

受恶劣气候影响，加拿大在二零三九年的粮食缺口扩大到了一千二百万吨，墨西哥也增加了近一千万吨，此外英国也提出了额外四百万吨的援助请求。更严峻的是，美国三分之一的产粮区也遭遇雪灾，粮食预计减产百分之二十以上。受国际粮价波动影响，已成惊弓之鸟的美国民众再次开始囤粮。在北部几个州，一些家庭甚至抢购了数十吨粮食，而一些农场主更是拒绝出售粮食。结果就是，美国不得不在二月份宣布，把援助配额降低四千万吨，且有可能继续降低。

事实上，到这个时候，全球气候事务组织提供的粮食援助总量仍然有富余。

问题是，在恐慌情绪影响下，几乎所有人都认为二零三九年的气候变化将更加剧烈，粮食危机将进一步加重。

结果就是，三月份交付的国际粮食期货价格一度逼近二零三六年初的最高点。

当然，这也不能排除炒作因素产生的影响。

也就是在这个背景下，杜小蕾在二月二十七日对印度进行了正式访问。

她是自第一次印度洋战争之后，第一位正式访问印度的中国外长。

在新德里，杜小蕾向印度总理辛塔提出以土地换粮食，即印度归还藏南地区，驱逐反叛流亡份子，中国则在二零三九年为印度无偿提供六千万吨粮食，还可以根据印度的实际行动速度，扩大援助规模。

可以说，这是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建议。

以二零三九年三月份交付的粮食期货为准，六千万吨粮食的市值在一万亿美元以上，相当于印度在二零三四年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七十，而印度侵占的藏南地区，在今后两百年内也不可能产生如此大的价值。

更重要的是，印度在二零三九年仍然有大约一亿吨的粮食缺口。

当然，这还是保守估计，即印度在当年三季都实现大丰收，不然粮食缺口将更大。

与巨大的缺口相比，国际社会承诺的援助配额只有可怜的一千五百万吨，而从国际市场上采购，印度又没有如此雄厚的资本。当时印度能做的，就是拿国内产业去交换粮食，甚至出售了部分国营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