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我考考你，”库班问他，“你看见一个骑自行车的人，车筐里有个钱包，你应该怎么把钱包搞到手？”

“我故意往车子上撞。”孩子回答。

“呵呵，小巴郎，这样可不行。我教你，你呢，手里拿一团毛线，捆啤酒的绳子也可以，红的，白的，那样的，往后车轮里一扔，缠住了，那倒霉蛋下车，转身去拽毛线，你就趁他转身的那一会儿，动作要快，把包搞到手。有的女人，喜欢把包缠到车把上，那时，你就得需要一个小刀片了。”

“我明白了，主要是让骑车的人停下。”

“聪明。再问你个难点的问题，要是那人不骑自行车，他走路，你怎么想办法让他停下呢？”

巴郎摸了摸头皮，说：“我不知道。”

库班把一嘟噜槐花放在嘴里，说：“过段时间，我带你出去见识见识。”

临行的时候，村里的人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库班的家门口，他们是这样说的：“让孩子也跟着你发财去吧！”

1999年8月19日，济州华联大厦门前，一个小孩突然晕倒在路口，四肢抽搐，口吐白沫。很多人围观，水泄不通，另外几个小孩挤在人群里伺机盗窃。到手后，他们向地上的小孩使个眼色，他就站起来，抹抹嘴边的白沫，大摇大摆地走了。

我们知道，这羊角风是假装的，吐出的白沫是因为嘴里嚼着肥皂。

这些孩子，最大的18岁，最小的只有10岁，他们一律称呼库班为阿达。

昨天他们还在捡棉花，摘枸杞，今天跟着库班和古丽盗窃，闯荡天下。

1999年10月至12月，这四十个大盗租住在济州市西门大街金家大院里。

古丽用半块砖头在墙上算了一笔账，她对库班说：“我们，四十个人，一天要吃五十元钱的馒头，六十元的菜。即使是咸菜吧，也要吃下去二十斤。我们都一个月没吃到肉了，加上抽烟，就连巴郎都学会了抽烟，加上房租、水电费，算一百吧。这还是少的，我们每天的花销就得二百元，一个月就是六千多元，天哪，这样下去可不行啊。”

库班正在睡觉，他用被子蒙上头，拿手指堵住耳朵，免得听见古丽的唠叨。

古丽那特有的深邃眼神开始变得忧虑，她继续说：“昨天，生瓜和白扇被人揍得鼻青脸肿地回来了，他俩什么也没偷到。让这些废物回家去吧，回到棉花地里去吧。还有，巴郎用偷来的钱买了一把玩具手枪，他还是个孩子，贪玩，巴郎，巴郎。”

古丽向窗外喊，一个正在院子里吃香蕉的小孩跑进来：“什么事？”

库班的手从被窝里伸出来，用手背狠狠地扇了巴郎一下，巴郎的嘴就流出了血。

这是一个黄昏，此后就发生了一件震惊全国甚至名扬海外的盗窃案。

金家大院向东走六分钟就是西门储蓄所，几天来，生瓜和白扇就在储蓄所门口盯着取钱的人，他们一无所获。

有一天，库班从黄昏时就站在路边，看着储蓄所，他站了一整夜，脑子里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天亮时，他用脚踩灭最后一个烟蒂，回家了。

古丽正在院里洗衣服，库班把孩子们喊到一起。“我们要干一件大事，”他说，“这件事就是，挖——地——道，把那个银行里的钱全部偷出来，全部，连毛票也不给他们剩下。”

孩子们听完后，欢呼雀跃，高兴得把帽子扔向了天空。

当天晚上，他用绳子测量了从金家大院到储蓄所的准确距离。第二天，他买了电钻、铁锨、十字镐、矿灯。

上午10点，库班用脚在院子里的泥地上画了个圈，把一桶水倒进圈子里，对孩子们说：“挖吧，就从这里开始。”

院门紧闭，十几个年龄大点的孩子开始挖地道，另外二十个孩子在晚上把挖出来的土悄悄运到郊外的一个池塘里。三个月后，那池塘被填平了，地道却迷失了方向。他们穿过了一条街、几间房屋，甚至从一棵树下挖了过去，然而并没有到达储蓄所的下面。库班一筹莫展，想到了在狱中认识的一个朋友，此人叫刘朝阳，外号“耗子”，是个真正的挖洞高手。

刘朝阳来了之后，先去了一趟银行，仔细查看了银行保险库的位置，然后查看了地道，在树根下面，他对库班说：“这是一棵柳树，向右挖吧。”

他们仅仅挖了三天，刘朝阳指指头顶，说：“到了。”

案发后，当地警方对前来采访的媒体声称，这批窃贼可能有精良的器材，包括环球定位系统，还有多名数学、工程和挖掘专家。我们知道，所谓精良的器材不过是一些最简单的工具，警方提到的数学、工程和挖掘专家就是刘朝阳，他只是一位普通的煤矿工人，曾经因盗墓被判刑三年。

警方指出，这些窃贼在储蓄所附近租了一个院子，关上门挖地道，没有引人怀疑。地道呈现的是“人”字形状，说明这群家伙曾经迷了路，那棵柳树为他们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地道墙壁钉有塑料板，地面铺着木板，沿途有电灯照明，还有一间工作室。银行职员在上午8点才赫然发现钱库地面上的一个大洞，窃贼搬走了钱库内的5个保险箱，未触动警铃，保险库的行动感应器和保安摄像机，毫无反应。警方没有透露这些窃贼盗走了多少钱。

当天上午8点，也就是银行职员看见那个大坑发出尖叫的那一刻，库班已经坐上了回乡的火车。

库班坐在靠窗的位置，车厢里臭气熏天。

一个妇人的腋臭和一个木匠的脚气混在一起，一个男人打哈欠呼出的大蒜味道，在半空中，和另一个男人打饱嗝喷出的韭菜味道相撞，香烟，劣质香水，晕车者的呕吐物，种种气味混合在一起，就成了臭味。

闹哄哄的乘客，臭烘烘的车厢，连空气都让人窒息，说明每年的春运高峰期有多么糟糕。

库班的旁边坐着一个长头发的年轻人，年轻人说：“我第一次坐火车的时候，是在车顶上，一车厢的煤炭就在屁股下面。现在，挤得嗷嗷叫，咱俩换换位置嘛，老兄，嗯，我要方便一下。”

库班不情愿地和他交换了座位，他打开车窗，向外面撒了一泡尿。

也许是一泡尿产生的好感，库班向这个长发的年轻人举起啤酒瓶子，示意他要不要喝一杯。

长发青年摇摇头：“我现在不能喝酒，虽然我酒量很大。”

他把脸转向窗外，不再说话了。

我们坐火车时都曾经注意过窗外的风景，一些草垛、麦田、水渠和树林。

当火车驶过一个村庄的时候，长发青年的头伸出车窗外，把手拢在嘴边，向一个小院大喊：“红，红，红。”

在那个小院里，一个叫红的女人几乎每隔几个月都会听到这熟悉的声音，声音很遥远，但又在耳边出现。她在院子里洗衣服的时候，哄儿子玩的时候，甚至在睡梦之中，都听到丈夫的呼喊。她为此精神恍惚，以为是幻觉，侧耳倾听，但只听到火车呼啸而过。

火车穿过一条隧道，惊醒了很多蝙蝠，在这短暂的黑暗里，库班极力克制，才没有向这个长发的年轻人下手，偷走他的钱包简直比喝一勺汤还容易。他忍住，但慈悲心肠转瞬即逝了，就在火车快要穿过隧道时，库班的手完全是下意识地伸进了长发青年的衣兜，当他把钱包掏出来的一瞬间，顿时目瞪口呆——那钱包正是库班自己的。

这大概是库班盗窃以来遇见的最奇怪的一件事：长发青年可能是在交换座位的时候，偷了他的钱包，他鬼使神差又偷了回来。盗窃过程是成功的，利用了黑暗，神不知鬼不觉地就搞到了手，但盗窃结果却是——他偷了一个钱包，身上的钱并没有因此而增加一分。

“物归原主。”库班把钱包给长发青年看看，放回自己的衣兜。

“原来是同行啊，”长发青年呵呵一笑，开始说，“刚才看到没，一个小院子，那就是我家。我偷东西，不是缺钱，是为了好玩，也是一种习惯，看见别人的钱包，我就忍不住，手痒痒，我多么喜欢做一个小偷啊！我的整个性格，所受的教育和成长的环境，都注定我特别适合这一职业。我不糊弄你，我现在特别有钱，知道什么来钱更快，更容易吗——做生意。”

长发青年压低声音，对库班说：“我肚子里有几个避孕套，我不能吃东西，虽然我很想和你喝酒。你想啊，明天早晨，到了乌鲁木齐，我把这些东西拉出来，就可以赚一笔钱。告诉你这些，不是因为相信你，不是信任，也不是因为你和我一样。”他伸出手指做一个夹钱包的动作，“我说话有点文绉绉的吧，靠，我不在乎。有时我就想，我迟早会再进去的，早晚的事，所以我不在乎，我留这么一头长发，也是为了吸引雷子的注意，不在乎。”

“我知道，这叫运毒。”库班说，“你为什么不自己做生意呢？自己进货，自己卖。”

“这事，我一个人不行，没有合伙的，我也没本钱。”

“我有。”

“老兄，你叫什么名字？”

“库班。”

“我叫小油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