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当时首都地铁保护了一些人，这些人以年轻人居多，他们按照所乘线路的不同，相继组合成1号线，2号线等几个线路幸存者小团体，并以该线路的名称为代号，分别占据了国家博物馆、首都博物馆、军事博物馆等地为临时聚居地。这些聚居地的确不错，里面非常干净，空间又大，幸存者们从附近搜集了一些物资，就在里面较为舒适地生活起来。”

“此外，除了这些地铁一族外，首都的高层建筑底层里面幸存者也自发地组织起来，形成一个‘高层派’。此外，还有许许多多幸存者，也是各自为政。这里面甚至还有一些军人，但他们隶书与不同的军兵种，又都是具体岗位上的，对我们的工作性质不太了解。”

“首都实在是太大了，这些散布各处的幸存者们也想联合起来，但暂时找不到一个理想的聚集场所。后来我提议大家去国家体育场汇合，在那里商议一下灾后如何自救一事。经我们四处联系，在灾难发生的地七天，首都幸存者们在国家体育场集合，召开了第一次大会。”

“在那个类似鸟巢的体育场，我用高音喇叭通报了灾难的覆盖面积，提议大家都住在体育场，统一行动。可是大家都不同意，理由是这个体育场没有盖，无法这封避雨。而旁边的国家游泳中心虽然是个相对密闭的地方，但里面如果住上两三千人，也很容易造成瘟疫流行。”

“我一想，满城的尸体即将腐烂，这样分散居住也不失为选择之一。现在回忆起来，我这一妥协为日后的乱局留下隐患，当时应坚持一下，确保幸存者的团结。”

“灾后的首都虽然人口骤减，但交通依然十分困难。满大街的死车停得乱七八糟，我们每次进城都要费一番周折。后来我索性就离开指挥中心，领着一些同时去首都博物馆，住在展馆里面。”

“这时从陶家庄等地的幸存者开始陆续抵达首都，开始时我们对他们非常欢迎，认为是增强了自救力量。可是随着他们人数的增多，加之满城尸体开始大规模腐烂，我们自己的栖身之地也出现问题，无奈大家只好向郊外转移，来到一个没有启动的别墅区安身。”

“在那片别墅区，各派之间开始出现分歧，出现了迁都和留守两大主要派别。你们都知道，首都历来都是思想观念很解放的地方，大家都比较敢想，也喜欢坚持己见。结果我们在那片别墅区里面吵了起来，原来形成的派别不断进行着组合，分歧也越来越大。陶家庄等外地人想参与进来，我们当中的一些人就提出了户籍门槛这一说法，结果将这些人都给气跑了。”

“当时，我们大部分人不以为过，反而沾沾自喜。没想到这些外地人离开首都后，我们内部的分歧不仅没有降低，反而升级成为暴力冲突。”

听到这里，李志刚十分吃惊，他失声叫道：“什么？暴力冲突？”

“是的，就是这么悲哀，我们同为灾后的幸存者，却不知为什么竟走到同室操戈的这一步。现在回忆起来，就好像是做了一场噩梦一样。”那人叹道“我一直反思这一问题，发现咱们国人从骨子里面的奴性实在太深了，几千年来封建统治文化所造成的影响仅靠一百年的变革是根本很难彻底改变了。说破了，咱们都习惯于强权的管理，喜欢被统治，无法实现自治。”

李志刚也深有同感地说：“咱们老百姓遇到麻烦，总喜欢说一句话‘这事怎么没有人管呢’，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大家的确奴性十足。”

那人又接着说：“不仅奴性足，而且权力**也很足。当时首都各派都想成为最大的帮派，以便将来国家复兴后好成为统治阶层。在这种观念的驱使下，各个帮派陆续离开别墅区，自寻一个根据地定居起来，首都变成了一种群雄割据的状态。”

“我失望极了，领着指挥中心的同事以及几百名愿意跟着我们的幸存者又重新回到指挥中心。中心里面有充足的食物储备，足够我们这些人生活一阵子的。我本想在这里躲过那一阵子的混乱局面，等入冬后再回城内，这样一来尸体的腐臭问题基本能够解决，二来帮派的混战也可能会告一段落，那些普通幸存者可能会厌倦这种生活，从而自愿地加入我们这一群体。”

“可是，我的想法实在太幼稚了。灾难发生前，我们的指挥中心是高度保密的场所，灾后我将这些手续都简化了，对进入中心的人并没有严格管理。结果一些幸存者觉得这里不错，便陆续去找他们的朋友来这里。指挥中心的情况逐渐被其他帮派所知，特别是我们无意中发现，指挥中心里面的一些粮食储备可以当成种子使用，我们成功地完成了样品的发芽试验，将来我们就可以用这些种子开展农业种植，解决灾后种子灭绝这一最大的困难。这一情况更是让他们垂涎三尺，开始密谋攻占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