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由王族大诸侯国沦落的中等诸侯国。大国沦落的典型，是周公的鲁国、吴太伯的吴国。其次是西周末期分封的王族诸侯郑国、康叔的卫国。

三是竞争乏力的一群王族诸侯国。毕公高的毕国、叔度的蔡国、叔振铎的曹国、叔虔的霍国、虢仲的西虢、虢叔的东虢等，都是这样的姬姓之国。此等中等王族诸侯国，西周时期先后共分封了40个。所谓“周之子孙不狂悖者，皆为诸侯”说的就是这种因为王族血统而分封的一批诸侯国。它们数量众多，且封地大多都在数百里之间，位置都在较为富庶的华夏中心地带。纵然如此，在春秋时代的大变化潮流中，抱残守缺的它们还是不可避免地纷纷消失了。到了春秋晚期，王族诸侯国的残存者已经寥寥无几了。

四是由进入华夏腹地的游牧族群建立的国家。主要有中山国、义渠国。

五是殷商后裔的诸侯国——宋国。

上述五种诸侯国，总体上都属于中等诸侯国。它们或由于根基深厚，或由于土地相对广大，或由于战斗力相对强大，很难被大国骤然鲸吞。但是，进入春秋末期，这些中等诸侯国也渐渐失去了活力。最根本的一点是，它们都不再努力变革，不再成为社会变革的中心点。在它们的群体中，再也没有出现春秋前中期郑国、鲁国、宋国那样领先天下潮流的变革国家。它们的天下影响力在迅速衰减。随之而来的，是这些国家的土地不断被蚕食，人口不断逃亡，国力每况愈下。虽保得国家不灭，但昔日引领天下的文明辐射力，却已经不复存在了。

其三，七个大国崛起，成为天下主导力量。

在春秋中后期的霸业争夺与社会剧烈变化中，几个根基深厚的大诸侯国，在不断吞并融合小诸侯国的过程中，土地、人口与军事力量都有程度不同的大幅度增长，成长为综合国力远远超过中小诸侯的超强大国。其间，最主要的历史现象，是由晋、齐两个大国蜕变出的四个新兴大国。

随着内部新兴势力的稳步崛起，晋、齐两大国的旧政权逐渐瓦解，几个新兴势力集团逐渐形成了坚实的根基。到了春秋晚期，它们已经各自建立了完备的政权，开始以实际上的新国家形式，从旧的母体中腾飞出来。其中，最大的晋国分作了三个新兴的诸侯国——魏国、赵国、韩国。东部的大国齐国，则由姜氏政权变成了田氏政权，新齐国由此诞生。

至此，新生的四大诸侯国如同巨大的山峰崛起，渐渐浮出了华夏诸侯海洋的水平面。它们与其余三个老牌诸侯大国——楚国、秦国、燕国一起，开始成为主宰天下大局的主要力量。此后不久，社会便对它们完成了政治加冠，赋予它们一个新的名称——战国。

被称为“战国”的这七个国家是：魏、赵、韩、齐、楚、秦、燕。

春秋末期，上述七大国中的四个新兴大国——魏、赵、韩、齐，已经完成了蜕变与新生，只等残存的天子王权给他们戴上一顶诸侯国的桂冠了。而另外三个大国，也已经在此前的实力扩充中完成了历史的积累，要进入更为激烈的大争了。也就是说，在春秋末期社会，未来的七大“战国”都已经站在了历史的起跑线上，只等待那一声昂扬的号角了。

2.周室王权的全面空洞化

西周王权在春秋、战国两大时代的历史命运，是一个历史异数。

古今中外的历史上，从来不曾有过如此现象：五百余年之间实力每况愈下，但却始终保有整个华夏世界最高的名义王权，以致残喘至战国末期。仅此一点，便是世界古典文明史上惟一的案例。对此，中国传统历史意识的解释是：周政修德，国祚绵长。以现代文明理念分析，这是一种不着边际的历史意识，只能烟雾化对中国文明史的深刻解析。历史的事实是：历经近三百年的求变与争霸潮流，到了春秋晚期，周室王权已经完全地空洞化了，对于天下文明的发展几乎没有任何影响力了。

具体说，有两方面的基本事实。

其一，周王权对天下诸侯的统率权，已经被历史过滤得只剩下可有可无的形式化职能了。这种职能形式化，仅仅局限于两个方面的活动：一是以天子赏赐的名义，赋予各种各样的战胜者以各种各样的荣耀名号，以及象征性的王室用品。二是以天子正名的名义，为强大的新兴政权加上诸侯国的桂冠。这两种主动上门的锦上添花式的活动，与其说是行使权力，毋宁说是讨好大国以寻求自保。

其二，周王室的天下政事权，已经被历史过滤得只能在不断缩小的洛阳王畿内，不断地折腾残余王族的利益分割了。不能分封天下诸侯了，便不断小块分封王畿的剩余土地，以求维护礼治封建传统在自身范围内的苍白延续。到了春秋晚期与战国初期，周王室内部各分支势力的争斗，已经完全地剥下了德治的光环，其赤裸裸的程度，犹过列国诸侯。

至此，作为礼治文明创建者的周室王权，已经彻底沦落，不再成为华夏文明的动力之一了。其曾经统率天下诸侯群的至高无上的王权，也已经彻底空洞化，不再具有任何实质意义了。揭示这一点，是提醒我们，在观察春秋战国大局变化与重大事件的时候，不要将周室王权的名义活动看做是一方实际力量的因素。

3.华夏文明圈与周边落后文明的交错态势

春秋晚期，整个华夏文明圈已经基本趋于稳定。但是，威胁并没有彻底消除。

自西周中期开始，华夏周边处于落后文明状态的渔猎游牧族群的势力迅速滋长。以西周末期的镐京事变为爆炸点，四夷之患弥漫中国，华夏文明陷入岌岌一线的危急境地。当此之时，以齐桓公霸业的“尊王攘夷”战略为转折点，当时的中国诸侯群放弃相互争夺，全力驱赶强行嵌入华夏腹心地带的夷狄势力，取得了重大的胜利成果。

此后，经晋国、楚国、秦国、齐国、燕国等大国的不懈努力，强行嵌入中原地区的游牧政权已经基本上被肃清，只保留下了竭力接近华夏文明形态，又具有强大军事实力的两个政权——中山国、义渠国。但是，国家利益与文明形态的冲突，不可能一次性地彻底解决。这时的夷狄势力，仍然是华夏大格局中重要的一极力量。

在春秋晚期，这种力量的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周边地区的戎狄、诸胡势力，仍然在不断聚合，新生的匈奴势力正在成长，突然袭击华夏腹地的危机仍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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