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一历史过程中，华夏世界形成了强烈而自觉的统一精神与反分裂精神。

这一文明基因的形成，既出于对分裂灾难与统一利益的直观认识，也出于对统一国家与文明发展关系之间的自觉认识。一方面，华夏世界实实在在地从诸侯分治的灾难中对分裂割据的危害性有了直接的认识；另一方面，华夏世界又从统一国家经验中对社会利益的保障实现，对民族文明生存发展的维护与推动，产生了深刻而清醒的自觉认识。这样的双重互动，形成了我们民族强烈而自觉的统一精神，也形成了坚定的反分裂精神。

秦帝国之后，这种强烈而自觉的统一精神与反分裂精神，长久地传承了下来。

自秦帝国之后，中国民族先天禀赋中蕴涵的那种强烈的群体精神，与在历史实践中形成的统一精神，始终融合为一体。其所表现出来的反对分裂、维护统一的悠久性、坚定性，在整个人类世界都是独一无二的。这是中国民族能够以大民族、大国家的形式，数千年岿然屹立的根本原因之一。

在春秋末期或战国初期，政治哲学家老子概括了中国政治文明的核心理念——尚一。老子的说法是，“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一”是什么？说法多多。最基本的理念，就是万物同出一源，一者，万物之源也。这个“一”，见诸当时与后世古典社会的政治实践，无疑是国家的统一，无疑是权力的统一。中国人的意识里，治权方面，统一比分治好；权力行使方面，事权归一比事权分散好。中国人的传统理念，是嘲笑“龙多主旱”的。要说清中国政治文明国情，“尚一”理念是绕不过去的。要在中国实行一人一票的民主制，要将分治（分裂）看得无足轻重，首先得走出绝大多数人的价值观防线。否则，盲目崇拜西方的“自由民主”，到头来必然鼻青脸肿，自绝于自己的国家与民族。

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在未来要走向民主道路，要走向地区自决道路，实际上就是在不曾理清中国文明根基的时代向我们民族的传统价值观挑战。“五四”以来，我们曾经将民主，曾经将自决，喊得山响。可是，后来的实践呢？

文明发展所形成的既定基因，决定了一个民族的未来走向。

我们要走向新的文明跨越，就要从我们的生命根基中艰难地新生出来。

这，需要时间，需要历史的淘洗，需要每一代人坚定不移的耐心与努力。

从总的方面说，在秦帝国开创统一国家与统一文明之后，虽然华夏世界也有过时而出现的分治（分裂），但是，统一的时期无疑占据了主流。任何分裂内乱，最终都将归于统一。与此同时，历史表现出了一个最基本的现象——强盛中国的时代，全部是中国统一的时代；贫弱灾难的时代，全部是中国分裂内乱的时代。

在整个人类文明的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大民族能像中国这样，历经如此之多的分裂内乱而每次都能整合国家，整合文明，最终回归到统一国家与统一文明的道路上。历史的足迹反复表明，任何分裂势力在中国历史上从没有成功过一次——没有能将分裂割据地永久地脱离中国而另外建成一个国家。中国的国土，没有因为分裂内乱而永远丢失任何一块。

在中国文明的海洋中，最为炫目的明珠，就是统一精神。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民族，能将统一意识化做如此恒久的民族精神。

（5）第五基本经验：以发掘培养杰出人才群为国家发展的生命线如何对待拥有出色创造能力的杰出人才群，是任何一个国家发展的最根本问题。

任何事都是人做成的。在整个人类的文明发展历史上，始终有一个最基本的历史现象：任何时代的发展浪潮中，都有那个时代的杰出人才在起决定性的导航作用。这一现象，没有人会否认。这里的关键问题是，一个国家在多大程度上自觉地认识到了这一现象的重要性，并将对杰出人才群的发现、培养与使用，自觉地确立为一个国家的最高战略原则。

这种关于杰出人才群的自觉意识，真正决定着一个国家的历史命运。

华夏世界在前三千年的历史上，对杰出人才群的发现、培养与使用的自觉意识，达到了整个人类古典社会的最高峰。在黄帝以至夏商周时代，这一意识主要来自历史所反复验证的一个事实：使用杰出人才，总是能够对解决社会实际问题起到决定性作用。就是说，在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对杰出人才群的使用，还停留在经验积累的阶段，还没有上升为自觉的国家意识，还没有达到自觉搜求杰出人才，并建立发现杰出人才群的国家人才制度的高度。所以，那个时期杰出人才的涌现，更多表现为既定体制内涌现的极少数贵族杰出人才，而不表现为来自广大社会土壤的杰出人才群。

我们可以简单地罗列一下，早期国家时代来自体制之外的杰出人才。

黄帝时代，来自既定权力之外的杰出人才有：风后、力牧、常先、大鸿。

尧帝时代，来自体制外的人才，是制陶工匠出身的姚重华——舜。

舜帝时代，来自体制外的人才，是因父罪而沦为平民的杰出人才——禹。

大禹治水时期，体制外人才，是一批已经无法知道姓名的治水、勘测方面的杰出人才。

商汤时期，体制外人才，是来自风尘的伊尹。

武丁时期，体制外人才，是发于山野的傅说。

周文王时期，体制外人才，是发自市井的吕尚——姜太公。

西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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