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十一章新年新希望

首长在李思明的公司停留了一整天。而首长在深圳总共才待了四天。

那天傍晚的时候，李思明又被首长带回住处，至于谈些什么，没人能够知道。但至少说明，李思明是受首长颇为看重的。有好事者千方百计地寻找着李思明来历，媒体对李思明的评价似乎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李思明不是自学成才，就是在美国为国争光云云。总之，李思明这次咸鱼翻身，成了正面人物。

李思明很乐意看到这个变化，因为自从首长来过之后，特区政府明显关照了许多，徐大帅等人一时有些受宠若惊之感。不过这也留下了后遗症，因为从此以后，来公司参观视察的人多了，让李思明等人烦恼无比，这是后话暂且不提。

岳父这次跟随首长视察，没能在李思明的这个家吃一次饭，只是在晚上的时候抽空来看一下，这让李思明和杨月颇感遗憾。不过，在春节到来的时候，李思明的父母赶到了深圳，与他们这对夫妻团聚，没让这个春节显得太黯淡。

其他几位兄弟都回家去了，特别是徐大帅，自从结婚还没再见过一次岳父母，这次李思明说什么也要让他晚点返回深圳，好让他有机会尽一下孝心。

大年三十干什么？如果是八十年代的城市人，十个有九个人告诉你那当然是看春节晚会了，另一个人是左邻右舍实在找不到电视看的。第一次是去年，也就是1983年的春节，当时几位老导演黄一鹤、邓在军等人提出除夕夜搞一台大型的现场直播晚会。在论证可行性之后，他们将主题定为全民喜迎新春，特邀老艺术家侯宝林、王昆、凌子风、袁世海为艺术顾问，并邀请名角演出各自的拿手好戏。一切操办得非常简陋，可第一台春节晚会总算新鲜出炉了。

这一年，马季的一声吆喝——“宇宙牌香烟誉满全球！”叫破了寂静的春天。之后许多赶时髦的小青年们，抽烟时都要学着那腔调吼一声：“宇宙牌香烟！”王景愚演了个绕着桌子“吃鸡”的哑剧，鸡肉太硬了，卡住了他的牙齿，那一段儿可把观众给乐趴下了。

而最让人难忘的是，首位登台的歌手李谷一在晚会上一连唱了七首歌。最热火的歌曲要属《乡恋》，据说当时还有“不健康”之嫌，在群众点播、领导点头的情况下才允许播出。

这次春节晚会创下两个第一：第一次用实况转播，第一次用热线电话现场点播。由于这台晚会节目精彩，现场气氛热烈，一炮打响，得到社会的认可，从此春节联欢晚会就开始作为春节的特定节目形式被肯定下来。这成了中国人大年三十的一道必不可少的一道大餐。

而1984年的春节晚会，这一年亦有很多个第一：第一次邀请港台艺员登台演出、第一次采用“茶座式”办春节晚会、第一次穿插“动情节目”。

这一次，陈佩斯、朱时茂表演的小品《吃面条》红火了半边天。后来有人对吃面条的方法专门做了一番细致地考证。

来自香港的“业余歌手”张明敏，用《我的中国心》表达了海内外所有的赤子之心，这也使其从初时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歌手，变为红遍两岸三地的巨星。张明敏本身就是一个平凡的人，掉在人海里，你根本搜索不到他那张方方正正的脸。而他拿起话筒的时候，也想不到自己会一夜成名。因为在那之前，他只是一个默默无名的歌者，甚至，还被港台的一些媒体尖酸地称为“业余歌手”。

除此之外，一首《难忘今宵》唱得多少人潸然泪下。并且这首歌，成了后来每次春节晚会结束时的保留曲目。

李思明一家人坐在电视机前，品着茶嗑着瓜子，边看电视边聊着天，其乐融融。电视上的节目很精彩，也很经典，当然这个经典是李思明这位后来人的观感，晚会的气氛很热烈很质朴，很难想像在未来这个节目的收视情况却是一年不如一年。李思明暗想，要是他来导演一次春节晚会会怎么样？如果将记忆之中的所有经典节目浓缩在一起，那是不是会让别的导演有高山仰止山穷水尽之感，李思明觉得这个问题很有意思。

父母是昨天到达深圳的，母亲对李思明进行了一番耐心地教育。

“你看，你们都结婚一年了，我什么时候才能见到我的孙子啊？”母亲一见就问道，杨月也在场，“一不小心”听到了，立刻不好意思地闪人。

“这种事急不得，要顺其自然。”李思明感觉很冤枉，自己夫妻俩已经很努力了，没动静可怪不了他们。

“顺其自然？我看你是图自己利索，东奔西跑的，什么时候能稳重一点？”父亲责备道。

“生了孩子就代表稳重？”李思明怀疑道。他心里想说自己已经两世为人了，还不够稳重？

“那当然，你爸当年跟你一样，全厂就数他做事最不牢靠，整天没个正形。有了你之后，还不是稳重了一些？”母亲回忆道。

“嗯？这话好像跟事实不太相符吧？”父亲本来还是将矛头一致对准李思明的，听了妻子这句话，就不乐意了。

“那当然，爸，我最相信你，要不你这么优秀的人，怎么会生出我这么优秀的儿子呢？”李思明拍着父亲的马屁，顺便也抬高了一下自己。在一旁的杨月，比划了一个你羞不羞的动作。

“思明说得对。”父亲听了儿子的话很高兴，不过看到妻子不太高兴，改口道，“不过，你妈说的也很对，要高度重视这个……下一代的问题。”

“请首长放心，我一定加倍‘努力’的！”李思明一拍胸脯保证道，冲着杨月使了个眼色。杨月羞地白了他一眼。

父母在深圳住到了年初六才回的北京。两口子这次很高兴，除了得到儿子的“保证”之外，还大包小包地买了一大堆东西带回去。

对于中国人来说，春节过后才真正的进入了新的一年。一年之计在于春，已经到来的1984年对于中国来说是个拐点。此前，城镇非国有经济包括个体经济的恢复发展，没有遇到太大思想障碍，并不是因为理论上率先突破，而是因为迫于现实压力。2000万人待业是70年代末最具“爆炸性”的社会问题之一。为了缓解就业压力，各地政府在向现有单位硬性分派就业人员的同时，开始考虑在国有部门之外开辟新的就业门路。中央的政策逐步放开，允许到积极鼓励城镇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的发展，鼓励劳动者多渠道就业和自谋职业。城镇非国有经济再次获得发展机会。个体经济的恢复最快，主要从事手工业、商业、饮食、运输、建筑修缮以及各种服务业。值得注意的是，再次出现小型个体工业，从业者38万人。农村个体经济的产生，则是包产到户和多种经营两项改革引导出来的结果。中央的方针是：“不宜提倡、不要公开宣传，也不要急于取缔”，“看一看再说”。这个方针的提出，对决策者来说，多半出于绕过争论的策略考虑。把选择权再次留给了实践，留给了群众，事实上默许了雇工经营的自发发展。于是，城市特别是农村的雇工大户和私营企业开始成批地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