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儿姐呢？”

祝缨道：“她当然也一起啦，看看各州县寨子里的学堂，顺便看看郎中们的医术。”

祝缨从去年开始就在计划这件事情了，安南是新打下来的，对百姓的安抚是不能够疏忽的。大面儿上，她分给了大部分普通人土地，让他们摆脱了奴隶的身份，人心还是稳的。但是祝重华的“争”也提醒了她安南并不是乐土，仍然需要她用心经营。

带上母亲，娘儿俩可以不用分开，张仙姑也能透透气，多看看风景。

两人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张仙姑又问安南还有什么好玩的地方，上次看到白鹿是在哪儿，以及会不会给正在剿匪的祝青君“添乱”。

祝缨道：“咱们先不往乱的地方去，先在周围转转。她说哪儿安全了，咱们再去哪儿瞧瞧。我陪着你，不用担心说的话别人听不懂。”

张仙姑笑眯眯地：“我看这有点儿像你才到福禄县的时候，那会儿好啊，我也还跑得动，现在都成累赘喽。”

“什么累赘？”祝缨说，“我怎么不知道？”

张仙姑抓起一把瓜子塞到祝缨的手里：“还有你不知道的事？”说着，又颠儿颠儿地去喊杜大姐来搬金子找匠人了。

…………

祝缨这儿轻松地准备过年，盘算着年后出巡的路线，京城却在为安南的事儿伤脑筋。

安南这个地方，虽然多山，人又穷，不过对于钳制西番确实有用，白放在那里也是可惜。近来种种迹象表明西番又开始不太安份了，如果有可能，朝廷当然是希望能够加强对安南的影响控制。从梧州起，安南还能给朝廷交一点粮帛，虽然不多，但是有，说明这个地方能够维系得下去。朝廷不亏。

因此皇帝与政事堂思前想后，还是觉得这个驿路值得修。为此，他们也征询了一些意见。户部尚书姚辰英是极力支持的，并且表示可以与工部协作，规划路线、征发力役、挤出一部分的钱粮来。

姚辰英自然知道，一旦有了工程必然滋生腐败，故而要在一开始就参与进来，从源头上掐住。他算过了，虽然路线还没有完全确定，不过大致上是“裁弯取直”，从京城到梧州——他们对梧州的位置更熟悉一些，便以此处为标的——路线可以缩短一半以上。

这就非常有必要了。

姚辰英道：“南方的一些物产转运，也多了一条路。呃，近来，驿路偶有中断，安南境内，应该比较安全。”他说得含蓄，君臣却听得明白，因为有时候会闹盗匪，不时会有点物流“耽误”的传闻。

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安南境内是安全的，并不知道祝缨也在“剿匪”。

接着是由谁主持，如何划定路线，怎么同祝缨接触，预算怎么算之类。郑熹推荐陈放，因为首倡就是他，祝缨能答应他，就是愿意与他说话：“免教派个一窍不通的去，被安南退了回来。又不是没有先例。”

他这儿阴阳怪气，冼敬就反问给陈放一个什么衔才合适。陈放已经做到了刺史，以什么身份修路？工部侍郎的品级都没有他高。

争执间，工部又插了一脚，要派自己人去。

江政的公文又到，他直接戳破了“工程是肥缺”的窗户纸，场面更加混乱了。

皇帝每日要处理的事情很多，眼见一时议不出，先让工部拿出一个路线方案与预算出来，抬手拿起另一件奏本。

这本是一个转移话题的动作，但是打开奏本，却又是一件让他生气的事情——余清泉告状来了。

邵书新有一本暗账，自然不能交给余清泉，在这本暗账里，梧州的盐是他调剂的重要手段。账没交到余清泉手上，余清泉拿着明面上做得天衣无缝的账本做事，他合不上账了！因此合理怀疑邵书新作假。

整个南方的盐务也不配合他。

皇帝的眉头皱得死紧：“这是怎么回事？邵书回来了吗？”

郑熹道：“应该在路上了。可是有交割没办妥么？”

皇帝让他看奏本，郑熹看了，道：“邵书新账目都在，若有疑问，查就是。这么些年，臣未曾见他有什么疏失。倒是余清泉，初来乍到手生没干好也不稀奇。”

皇帝又问冼敬，余清泉是怎么回事。冼敬选中余清泉也不是因为他能干，理由简单得令人发指——余清泉是冼敬手下比较有资历的人。论资排辈，他在冼党里靠前。

这个“辈”不是明面上的辈份，按那个算，冼玉京还是余清泉长辈呢，余清泉拜入冼敬门下早，出仕早，清流，有事也往前冲。

该着他了。

冼敬只好说余清泉是刚正不阿的，并且也有一些地方上的经验。

皇帝对冼敬道：“你给他写信，让他用心办差。”又让郑熹通知邵书新，一回来就来面圣解释。都走的私人的信函，算是给双方都留了面子——因为派余清泉取代邵书新，也是皇帝想制衡。郑熹当时说，邵书新在外有些年头了，该调回来了，冼敬就推荐余清泉，皇帝顺水推舟。现在船在水中央打转儿就是不往前走，皇帝的心情也不太好。

两件事都怪烦人的，皇帝兴味索然，又催促了一次驿路的规划便让大臣们散会了。

郑熹心情不错，驿路的事于他算是有利的，余清泉又掉坑里了，冼敬丢脸。现在就等余清泉混不下去，他再与陈萌勾兑一下，再选派一个自己人过去就行了。他是不会同情余清泉的。

余清泉在南方过得确实不好，这个时间南下，越走越暖和，又不至于热病，是个不错的时间。但接下来就很讨厌了！

邵书新的账做得挑不出毛病，照着邵书新的章程来办，什么事都办不成。不给下面好处，支使不动人，分了好处，余清泉自己拿到的就少了，跟上面交不了差。

你说禁止私下倒卖，盐场就能一粒盐也不卖，让盐价飞上天。官盐卖不出去，他就收不上钱，又不能去百姓家里抢！

同理，他手上没人、没兵，也就控制不了盐场、抓不了私盐贩子。地方上的官员还要跟他闹，因为盐同样也干系到地方的税收。

好在他在南方也不是一个熟人没有，询问了有过交情的当地官员，隐约听说邵书新很多时候也是通过类似“平粜”“均输”的办法。他想效法，却又发现这事儿还得需要梧州盐场帮忙。

梧州现在归安南管，余清泉就算行文给安南节度使，人家也不理他！因为他管不着，朝廷都不管安南，余清泉的话就更没份量了。

好容易借来了几十衙役要清理盐场，灶户得到风声先逃亡了，也不知道躲在哪里了，抠都抠不出来。

邵书新以为祝缨不用他的暗账是要让余清泉见阎王，并不知道祝缨只要不帮忙，余清泉的差使根本就进行不下去。盐场、商人、士绅、当地官府出手就够余清泉喝一壶的了。

士绅们还要往官府哭诉，说是不知道为什么没盐吃了。官盐突然贵了十倍，买不起了。自冬至春，陆续有地方官向朝廷报怨：不但盐涨价了，就是高价盐也供应不上了。照这么下去，没盐吃是小事，反正人不吃盐也不会死，可是盐税收入就要黄了！

皇帝以为，事情必然不至于到这个地步，将这些告状的奏本都暂扣了。转而提起驿路的事，他想将陈放转任南方，与祝缨隔江相望，另派工部的一个郎中随行，由陈放主持与安南的新驿路事宜。

陈萌听了皇帝的计划，哭笑不得——修驿路，为的是“沟通南北”，修它，就意味着之前“不通”。现在让陈放在北，祝缨在南，两人隔着江喊话吗？

忙向皇帝建议：“是不是要通知安南？派个懂工程的人过去，约定好各修境内的一段最后在某处会合。”

皇帝道：“既如此，还是让陈放走这一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