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班小姑娘一星期要干活八十个小时。巴雷特他们自然还不会忘记教她们过日子要俭省。‘省下钱来存到银行里去嘛，姑娘们。’可你们知道银行又是谁开的呢？”

我真巴不得变成一只蚊子，好悄悄逃出去。

唐-沃格尔把巴雷特家族企业集团的发迹史一段一段讲下去，形容的字眼好比一串串连珠炮，火力比平日还猛几倍。他一路往下讲，足足讲了大半个钟点，那可真是如坐针毡的半个多钟点呵。

十九世纪初叶，福耳河城的工人倒有一半是童工。小到连五岁的都有。童工每星期只能净到手两块钱，成人女工是三块，男的七块半，算是顶了天了。

可是还不全给他们现钱，全给现钱岂不吃亏了？工钱里有一部分是用代价券支付的。代价券只限于巴雷特家开的店铺里通用，这也是不用说得的。

沃格尔举了一些例子，说明当时的工作条件有多恶劣。比方说，织布车间里空气湿度大，织出来的布就质量高。因此老板往往就向车间里喷上点水蒸气。即便是在夏天最热的时候，为了使经纱纬纱都保持湿润，车间里一律窗户紧闭。所以工人对巴雷特他们哪里会有好感呢。

“还有这样一个岂有此理到极点的事实，要请大家注意，”唐-沃格尔讲得简直要七窍生烟了。“恶劣的还不只是工人工作条件这样糟、生活环境这样坏——也不只是出了那么多的工伤事故得不到一丝一毫的赔偿——最要命的是工人那点极不像话的工资倒还在降低！巴雷特利润直线上升，可是给工人的那点可怜巴巴的工资却反倒减之又减！因为移民的浪潮不断涌来，新来的移民工资再低也要争着来干。

“真是岂有此理！岂有此理！岂有此理透了！”

就在那个学期，后来有一天我上拉德克利夫的图书馆去用功。在那里我碰上了一位姑娘。是64届的詹尼-卡维累里。她的父亲是克兰斯顿的一位糕点大师傅。她已故的母亲特里萨-弗娜-卡维累里，本是一户西西里人家的姑娘，这家西西里移民当年来到美国，就落户在马萨诸塞州的福耳河城。

“你这该理解了吧？所以我就恨透了自己的家庭。”

默然半晌。

“明天五点再谈吧，”伦敦医生说出来的却是这么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