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再次，官场是个正不压邪的地方。翻阅中国历史，发现没有几个忧国忧民、正气凛然、做事认真的忠臣是有好结果的，从屈原到彭德怀莫不如此。即使在中国历史上因为能够听进不同意见而留下浓墨重彩一笔的唐太宗李世民，他真正最喜欢的还是能够取悦自己的那些弄臣。假如他当时没有一个好贤内助——长孙皇后的巧于规劝，总是给他提意见的忠臣——魏征的脑袋早就掉了。所以，你要想只图眼前利益，不想青史留名，你就只需在官场人云亦云、得过且过就行了。所以，官场是不允许讲真话的，更不允许有独立思考的。也许正由于此，郑板桥才会说：“难得糊涂”，**才会说要做驯服工具。殊不知？不允许独立思考，又怎能够发现真理、坚持真理和修正错误？没有真理，又哪来的正气？许正是由于中国历代总是正气不足、邪气有余，所以才会出现“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轮回大戏，弄得“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最后，官场是口大染缸，是一个使人的性格与品质都极容易扭曲的地方。古代的故事就不说了，仅说我朝。仔仔细细地对我朝的**官员剖析，我发现个中的绝大多数人过去都是根正苗红，者说极为优秀的。否则当初他就进入不了官场。但，一旦进入官场后，这些人中的一批往往就不再是天使而是魔鬼了。对于这一点看得最透的人，要数西湖市的那位绰号为“许三多”副市长的以算命为职业的父亲。这位算命先生曾对还是小孩儿的副市长说，我为你积累的钱财已经够你生活一辈子了，所以，你千万不要去当官。你当官了是没有好结果的。但副市长不以为然，结果一语成谶，现在落得要身首分离（二审判决，依旧是死刑）。因为进入官场而使自己变成魔鬼最后不得不最后悔的人，要数国家药监局原局长。他在临刑前写下了《悔恨的遗书》：“我现在最后悔的的是不该从政。我1968年从复旦大学生物系毕业，我应该一直搞业务。如果我一直搞业务的话，毫无疑问我现在早已经是教授了，我会照样生活得很好，我也就不会落得今天这样一个结局。如果有下辈子的话，我绝不从政了！”曾子言曰：“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为什么会是这样的结果呢？用西方国家的观点的解释，是官场掌握的权力使人变坏。如约翰?米尔顿认为：“长期持续的权力可能会使最诚实最正直的人**堕落。”康德认为：“拥有权力不可避免地会破坏理智的自由判断。”用鲁迅先生的话解释，是“中国大约太老了，社会上事无大小，都恶劣不堪，象一只黑色的染缸，无论加进什么新东西，都变成漆黑。”虽然现在我们不是生活在鲁迅先生的旧社会而是新中国了。但岂不知，新中国的缔造者毛老大同志在新中国建立了二十多年后竟然是这样评价新我国的：“我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毛老大时代尚且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现在社会的一些所作所为，如，卖***的泛滥、赌博吸毒的兴起、官本位的扩张，几乎跟旧社会没有丝毫差别了。所以，没有正确坚定的政治理想的人，不能做到“富贵不能*”的人，最好不要进入官场。

那么，官场是否就是“洪洞县里无好人”？当然不能那么说，因为官场还是一个十分使人神往的地方。且不说它能满足人的物质**，仅说它还能满足人的精神**就足以使人垂涎三尺。更何况，“济苍生、扶社稷”还得靠官场。所以，中华民族中有相当可观和相当优秀的人物总是拼命地往官场里面挤者就已经在官场里面了。有的是因为当官能发财，也有的是要通过当官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好有条件做一些对国家和百姓有益的事情。而我们的官场也必须要一批敢于为国家为百姓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工作的人。所以，一律仇官，断然不妥！

马克思哲学告诉我们：内因是根据，外因是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大浪淘沙，泥沙俱下，因而能够在官场做到冰清玉洁、出污泥而不染的人也总是还有一批的。过去有，现在亦有。现在能够在官场做到冰清玉洁、出污泥而不染的人就是人们通常说的真正的**人，因为用斯大林的话说，**人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

只是期待那些尚在官场和往官场上挤的人都能够是真正的**人！”

说完这些后，徐老就离开了，留下了鲁力一人还在那独立思索着刚才的那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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