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来回上下班时经常与宋成立（以后称小宋）在一起走，因为他与我同路。在学校时我们关系还是一般，他的学习成绩也是一般，人又老实，我转到这个学校时间也不算很长。他家庭条件不好，兄妹八个，母亲还有精神病，家里也需要人来照顾，他在家里排老三，以后的很多年，他这个老三竟然成了家里的顶梁柱，家里有个大事小情的兄弟们都来找他商量，在工厂工作也是很踏实，真是有多大劲就使多大劲，以后几乎年年被评为劳模，我俩在一起工作，不知不觉竟结下了友谊。我们不仅工作在一起，而且有些爱好也相同，以后如同打羽毛球，下象棋还有摄影等，他的爱好也是很广泛，还会月琴，刚参作那会他天天就抱个月琴在宿舍“叮叮咚咚”地弹个不停，他也是有股毅力，对每一样爱好能锲而不舍，持之以恒的学习，我也是佩服他这点。记得他以后在工作之余，还用车**车了个大哑铃，很重，我俩就天天用它来锻炼身体。
我家里费了九牛二虎的劲儿给我买了自行车，那时自行车是很稀缺，一辆崭新的永久车，骑起来可是盛气凌人，来回风风火火的。小宋他家恰好和我顺路，这样每天上下班时，还能顺便后边坐上小宋，家离粮油厂有两公里，下班时带他回来。上班时他先去我姨奶家喊我，由我再带他上班，这样天天如此，时间一长，我们的感情浓厚起来。我的家庭条件好，有时我俩就买来一瓶果酒，什么也不吃，在粮食的麻袋堆里，你一口我一口就那么干喝下去。偶尔我也买了一斤糖果，坐在水泥块垒成的江堤上，迎着落日的晚霞，遥望着对岸的俄罗斯，把糖放在我俩的中间，你一块我一块地吃将起来。那时在工作中，我俩一起努力，也暗暗地较劲儿，谁也不肯落后，每年我俩都是厂里的劳模。那时，我家里不仅给我买了自行车，而且还买了块上海牌手表，我配了条黑色尼龙带的表链，嘿，后座上带着小宋，骑着自行车带着上海表，在县里的大街上，一前一后天天上下班。在那时的一九七二年，我想不仅在我们县而且在全中国的年轻人中也算是领导新潮流了吧，家里把我装扮的真帅，真潇洒。
小宋在榨油工序，他身高不足一米七，个子小，刚参作那时年龄还小，他也只有十九岁，还没发育好，走路有点儿晃儿，因为我们是在制油车间工作，大家亲妮地称他为“老油匠”。由于天天我俩上下班形影不离，人称“哥俩好”来形容我俩关系之好，这种关系从工作的前几年到四十多年后的今天仍是保持最好的关系，某种意义上来说，甚至赶上了亲兄弟。后来他又被调到了拉丝房，那是一个人专门看管车**给面粉车间的磨面铁制磨辊车一道道辊牙的地方，他的工作清闲地要命，就是因为这清闲的工作，他不顾自己已是国家职工的身份，不顾一切地还参了军，而且不管是这四十多年生活是好是坏、工作是在北疆还是在内地，我俩总能保持这种关系。谁能想到人在四十多年后，还能有这样的好朋友！他的天资不算聪明，但是能对一些有助于年轻人提高个人素质的事情自己勤奋刻苦，笨鸟先飞。跟我好了以后还一起学了象棋、照相、二胡、唢呐、小提琴、月琴、羽毛球、音乐等等。至今他还能清晰地背起羽毛球场地各种规格长度和宽度精确尺寸来。后来他参军转业后回到了粮食系统，在我的帮助下他还考有了大学文凭，渐渐当上了粮油厂的厂长，后来以公务员身份退休，工作中始终年年劳模，心地积极向上，到老了自己也天天早上练拳，奋斗不止，这真是值得人学习的榜样啊！
再说姚巍，他是我在县中学的同班同学，以后一起分配到粮油厂，他倒是和我不在一个车间，姚巍分在了制面粉车间做看柴油机的工人，我们俩的关系也很好。我俩闲时偶尔与同学逛逛小县，其实上我们县城也无什么可逛的，仅有一条东西沿黑龙江江岸长有二里路的主要道路，与在交叉处有条长一里路的南北路交叉，北面直通黑龙江边儿，用不了一小时可逛完。当时仅有的休闲娱乐是什么，就是几个人聚一起吃根冰棍，两分钱一根，边吃边聊。像现在能喝酒购物的地方少之又少，仅有一处饭店（后来叫“国营食堂”）和一处小商店。一次我们吃冰棍，和姚巍等几个人，见到了一个冰棍的日本女人，也就是本文开始说的那位，我俩谈到了和日本人的关系。姚巍他懂得多，他的爸爸和叔叔在当时的我眼中是大知识分子，他的爸爸在我们上班时已经是县里的文化馆馆长了，也是出于我对他爸爸的羡慕和崇敬，也感到姚巍也是为知识分子，所以这么多年来我们关系一直很好，对这位冰棍的日本女人来历我还请教了姚巍一番，他支支吾吾地只说可能是在日本鬼子的关东军侵略中国时到中国东北来的日本慰安妇。后来我俩还是考察了一番，她还叫做“一百号”大概是慰安妇中的第一百名。
直到许多年后，我去了日本，能普遍感受到日本人对中国人的友好感情，从骨子里感到日本人对中国人有着小学生对老师、小弟弟对大哥哥那样的崇敬和爱戴，这使我不由地由憎恨日本人变得对他们有些理解和可怜。我在日本去了一些的城市，包括去了他们的农村乡下，去了乡下的村史博物馆。看完有关展览后，不禁大吃一惊，原来日本人是这样的：在一九四五年以前他们也是受着当时军国主义政府的统治和愚弄，他们整个民族在一个狭小的岛子上，历代想找一个大点的地方生存下去。在历史上二三十年代的东京大地震，死了几十万人后，这种想法比任何时候都强烈。于是他们看上了满洲这块满洲人自古以来的住地，清政府倒了，清朝消亡了，他们可能认为这是五不管的地盘，认为都是邻居他们也有份，但还是不那么仗义。此时军国主义的政府号召和愚弄日本人民去到东北开荒圈地，那里的未来是幸福美好的，前途非常光明灿烂，尤其是欺骗广大的贫困人民前去，但他们军国主义的头头们应该知道，清朝统治了中国许多年，杀了多少中国人，后来被中国人推翻了，他们的地盘应由中国人继承的啊。许多日本贫民上当受骗，于是响应政府的号召，满怀着对未来的追求，他们每村出十几个人，站成排，志愿来中国的人胸前带着大红花，浩浩荡荡地漂洋过海来到中国，那些年轻的日本姑娘也志愿或不志愿的跟随成千上万的男青年们来到中国，来到中国东北荒无人烟的地方。我看了这些照片后也对这些普通的日本人感到一丝理解，大概这个当时十六七岁的日本姑娘也是其中一个吧。
我和姚巍的友好关系一直保持到至今。在我们同学中，姚巍是我们在年轻时代公认的才子，有名的“博士”。他就有一个毛病，就是愿意较真儿，什么事非要弄出个一二不可，也不管对方是什么人，就连关系再好也是这样。有一次我和他就辩论起来，记得那次是工作了五六年后，就是为了质量和重量的区别争得嗓门很大，谁也说服不了谁，而那时我俩只是二十多岁的工人，哪能弄清它们的区别呢。后来在漫长的工作生涯中，到退休时还是个工人，他难免有些不甘心。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恰好他有一朋友去了海南岛，他回来后就对姚巍说海南岛如何能挣钱、几乎遍地是黄金、人才奇缺、尤其是缺少像他那样的专业技术人才，姚巍去了海南岛一定能发财。经不住那朋友的再三引诱劝说，他仔细考虑后竟毅然决定辞职不干了工作，告别了他那可爱的妻子曹军，跟随那朋友去了海南。这时他已经有了能驾驶大客车的执照，这可是不得了的，能有这种资格的人很少，但和那朋友在海南也不走运，原来承包一个企业也没成功，被其他人给骗了，后来四处颠簸也没着落，但灰头土脸的回来又不甘心，于是自己凭着能开大客车这个特长就给别人打起了工，每月可挣三四千元的工资，在那时是属于高薪，这工作干得很稳，而且老板也看中了他，还准备委任他做一个客运站的站长，这样就做了五六年。你想想，一个是在遥远的中国的南方海南岛，而老婆孩子在中国的北部边疆县城，回去一趟也不易，而且他的妻子曹军带着孩子也很不简单，实际上姚巍也是个拧种，是个一倔起来三头驴也拉不回来的人。这样做了多年后，在朋友们的劝说下他才回到了我们县，这就是他的简要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