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油车间已恢复重建，但是在离原址很远的地方，在西粮库附近，李东仓当了副厂长，但油厂、粉厂并没分家，我还是当团支部书记。李东仓是副书记，共青团的工作仍是忙忙碌碌，因为大家都知道我要上大学，所以一切也不顾我了，我从集体宿舍搬到了办公室住，不管怎样，是一个人住的宿舍了，窗户玻璃到了晚间就用报纸挡住，为此平时准备了许多的按钉把报纸钉在窗户上。厂子里开劳模大会，杨杰主持，我事先布置了会场，用红纸绿纸写了很多的大字贴满了会场，看来这是我在粮油加工厂最后的闪亮登场。那时，虽然天天忙忙碌碌，却也心中充实，新的油厂建筑在黑龙江的江边儿上，那建了半截的大烟囱，高高地矗立在黑龙江边上，我也常过去，有时攀登上高矗入云的手脚架上，静静地望着仿佛近在咫尺对岸上的苏联大地，那里也有山峦、村庄、再往远一点儿看还有铁路，只是荒无人迹、少有生气，这辉映在我青春的脑海里，这就是大自然，这就是现在和未来，未来靠我们年轻人来创造，以后的美好蓝图靠我们来绘画，我对未来充满了无尽的向往。我在手脚架上照了一张相，以做在县里工作的最后留念，现在还在我影集里。我还参加了杨杰和由凤琴的婚礼，由凤琴也是我的同学，已经怀孕七个月了，草草的在他家里举行，她是女蓝的主力队员，身体很好，打起篮球也是横冲直撞的。这是上大学以前我参加的最后一次同学婚礼，这也是我相处时间最长的同学的一个婚礼，还给他俩敬了酒，杨杰在和我分别时给了我一个精致的日记本，很厚，后来我在上边贴上了你妈的小照，四年中，一直用它来记日记。于是就与他们分别了，再见！我的好朋友！
我爸爸派来了我家的一个邻居叫刘广治，是稻田道班的工人，和我也非常熟悉，来到我单位告诉了他来的使命，原来他是来说服我赶快决定要结婚的事情。我也对他说，我已经定了和郝淑珍谈恋爱的事情，但他说我爸爸奶奶的意思是要定下是不是要结婚的事情，他们想让我趁考上大学这一有利条件赶快把郝淑珍要抓到手再说，不要错过这一大好的局势！我答应了这件事，九月四号，我把郝淑珍喊到宿舍，一边喝着四瓶啤酒一边与她谈，最后商定了下来，若同意就尽快取得结婚证，免得夜长梦多。在最近几天就领结婚证，领结婚证也是个难事，需要开介绍信，但是这个介绍信一开，这样大家就知道了，也不好办，好在有一朋友在县里管办证的地方，也简单。我第二天，向姚维借了盒香烟。他有好烟，是过去从上海托知青捎来的，是“凤凰”牌烟，一听我要办大事，就给了一盒。于是我拿着他的烟，到了办证的地方不费吹灰之力就把两人的结婚证给办了。看看多么简单，连个照片也没要，并且不用女方到场就办了，年龄、性别全凭嘴说，按道理是不允许的，但当时有人就能好办事，就这样，终身大事告成，那时娶个媳妇这么容易！
终于大学录取通知书于十月末下来了，接到通知书后大喜过望，是《东北林学院》的林业专业的大学生了，原来报志愿时为什么报了个林学院呢，第一志愿是《长春地质学院》，其实这个大学当时千百万知青都想报到，而且正因为不大好，报的人才多，第二志愿是《大连水产专科学校》因为是专科，想好被录取，第三志愿是《东北林学院》，后来知道我的成绩在班级是上中等，此时我脸上还贴着被撞伤的纱布，活像个战场刚下来的伤兵，大家说，有点儿可惜，差点破了相。那么赶快准备准备吧，我匆忙把各种账算一下，也好交差，于是算了我管辖的工厂互助会的、食堂的、加工员的各种账目，一算不要紧，清算的差额大吓了我一跳，加工员的进出库账，麻袋、面袋均有差额，我提出了以前说的理由就对付了过去，工厂工会互助金的账就有点儿麻烦，因为我有个不好的习惯，只要大致差不多，就把公家的钱当做自己的小仓库，需时就拿来用一用，久而久之，竟差了一百八十几元，这也没什么理由了，没办法自己往里垫吧，再一算食堂的账，就是来回换饭票这一项也有差距，仔细一算也有一百多元的差额，这样近三百元了，这可是一笔不小的数儿啊。
以后总结，我这个人不适于管钱，一辈子管了几次钱，都是错账颇多，基本上是自己往里搭，主要原因还是心粗，但总的还可以挽回残局，你说咋回事，原来我还有一个杀手锏，就是与陆基林说好的“和平竞赛”的约定，每月存款三十元，查一查存折一看，哈！竟有五百六十元，拿出三百元堵窟窿，还剩不少，此事报告给家里你奶奶了，说我有存款五百六十元，我妈一听大吃一惊，竟有这么多的钱，咋回事，我说是自己省下来的。那时一般家里没有剩钱，年轻单身还好些，都是补贴给家里用，可自己的爱好也多，什么摄影啦、乐器啦、报刊啦还有喝酒等等，这些都需要钱，每个月也要几十元，所以家里认为我根本存不下几个钱，却不知还有这么一大笔巨款！于是，我也坦白了所管的账目出现巨亏的事实。后来给家里一个约定，存折给家里，家里再给我钱，把账目搞平了，一切了事。通知书下来后，也给我姨奶说明了情况，再三解释了上大学的种种好处，要不，她确实也接受不了，最后，她老人家好像送我赴刑场似的送我上了大学。在十一月上旬到大学报到，我把行李拾掇了拾掇。汪小波送给我了一个日记本，上面写了朱德的一首诗，开头是这样：“逆水行舟用力撑，一篙松劲退千浔。”，总之是勉励的意思。与同志们告别，粮食系统的同学兼同志共三四十位，离开那天，也有二十多名早晨早起到客运站为我送行，我要在稻田村再住上几天，在此与这些在粮食系统共同工作了近七年的同志们告别了，再见！我的工作单位，再见！我的朋友们！
回到了稻田村，离开了县里后我先到了稻田村我家里。照例养路段的我爸爸的老同事络绎不绝的来家看我，都为养路段乃至稻田村出了这样一个状元而好奇。相信我爸爸妈妈也天天听到接触他们的人都赞扬说，你们家里的人怎么这样能啊，你看又是双职工，人口也不多，儿子小军工作这么多年，还考上了大学，还带工资上学，怎么好事都让老黄家摊上呢，还是你两个教育的好啊。当然有羡慕的、有嫉妒的、还有记恨的。记得小时家在二所时，有一个我爸爸的老同事叫张宝，他有点学问人很能，自恃才高，目空一切，过去一有工作上的事到家与我爸爸商讨时，脸总是向上扬着，两眼用鄙视一切人的目光眼斜看着人。但可惜他的老婆是个子较矮，女儿十二岁还是个下肢瘫痪，我曾去过他家一次，他的老婆看来非常不利落，家里脏乱的无从落脚。他和郝淑珍还做过一段同事，当过几年二所的小学教师。可惜就这样一个人，一辈子也没强过我爸爸，好像总是不服，后来他家也搬到稻田村了，而且还是个工人。养路段这样的能人不少，还有明德道班有个人姓杜的也是工人，以后当了个道班班长，个子不高，文化也有。听我爸妈交谈时一个劲儿的夸他，说，老杜真行，他是个能人，什么都会。养路段这些闯关东的老人，最后可能就我爸爸妈妈和郝淑珍他们家的人结局好一些。
郝大爷也是这类人，早年在山东聊城地区阳谷县的郝楼，他也是很早就做农村信用社的会计，为当时的公社算算账，管点事儿，但他一旦工作起来太认真较真儿，后因见事不公，认真做也无法做下去，只好抛妻别子远跑至黑龙江的边陲。那时郝淑珍和郝大娘在阳谷，正值是大跃进年代，人人不顾家庭拼命工作，郝大娘日夜在农田里干活，那时才二十多岁，她把郝淑珍放在田头，据说郝淑珍饿了就捡种地时散落在田地里的黄豆粒儿吃。最苦的是郝大娘，家里还要尽心尽力伺候一个有精神病的婆婆，等她老去后，才带着六七岁的郝淑珍跑到黑龙江这个县郝大爷的身边。后来有了三个内弟，没想到这他们竟如此出息，后来老大放着县里当时最年轻（二十三岁）、最有前途的副科长不做，跑到山东来应聘到日照这个当初刚健的新城市，来单打独斗开创一片事业，到现在也算是功成名就。他的儿子郝官也这么出类拔萃，复旦毕业还考上了美国奖学金的留学生博士。他在日照市与爱人尽孝道照顾我岳父岳母至今，要是没有他们的照看，二老也不会有现在。老二从小在边疆长大。当年在学习方面，他们三个是非常有名的，人人夸奖，称为是郝家三才子，学习成绩是出类拔萃的，旁人只能望其后背。但老二那年考试题很难，因为出考题的偏重城市学生，农场后来考上学的孩子少之又少，县里有一年竟无一人考上大学的，大环境所致。老二又发奋学习，上了班以后也刻苦专研，学习始终没有放下，在他勤奋又有股韧劲儿的努力下，竟然考上了黑龙江省交通干部学校。现在做了十几年的交通局副局长，若是在县里有点儿门路，也在十年前就被提拔到局长以上的领导位置啦，真是“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他十几年前也想下海到内地来，这是当时优秀年轻人的普遍想法，但大家认为在县里也可，再三劝阻下他才继续留在那里，要不内地又多了一个大大的人才吧！下面再谈谈老三吧，他也是个人尖儿，小时算是淘气的孩子，小时不淘气，大了就不会聪明。与我弟弟在班级是一起时是班级里学习的头儿，但是老三要高出一截儿，从一年级在班级中他排一，我弟弟是第二，上高中时老三更好，在县里一举考上了市一中，那时在县里是凤毛麟角，而我弟弟才考上市二中。老三在市里学校时住在我家，可能是看学习太简单，一时也放松了点儿，最后一年倒迷上了围棋，下的也很好。但我爱人看看这样不对，于是对他苦口婆心的说教了一番，叫他赶快悬崖勒马，静下心来，好好学习。我三内弟这人，非常聪明，知错必改，在最后一个学期，成绩扶摇直上，跃居全班前列。高考时我在市里多次看他高考的成绩，感到在发榜的后面能找到他的名字就不错，但也是没想到，他竟在前几名，轻松考上了全国重点学校武汉大学。毕业后分配在济南市中国一汽，在人事部门工作相当不错，但满足不了他的好强心，又接着下海到三珠口服液公司，后到香港精华宝珠公司，又跳到外企的一个公司做高管至今。这期间上海、广州、青岛、济南都工作过，祖国的天南海北都走过闯过，这三位内弟是我学习的典范，也是人生的楷模，他们全靠自己个人的努力，也没借过家里一点儿光，一步步能走到现在的如此程度，怎么说他们也不算过分啊。实际上很多人比自己强，自己虽然聪明，但在某一层次上的人他们也聪明，这些人能做到这一层次，无一不是有着聪明的基础，他们在小学时就是班里的第一，上大学时班里的前几名，经历过种种波折，才上到这一层次，可不能小瞧人家。
再说我的事吧，回到稻田后，我爸爸的各位老同事都来庆贺，后来我爸爸奶奶想这样也不行，我和郝淑珍的事情，要得到大家的认可，需要办几桌酒席才行，于是就商量着如何办酒席的事情，他们是这样想的，把大家请来，名义上是为了送我上学，而实际上是一箭双雕的事，借此也半公开的宣布我俩的关系，怎么宣布呢，就是让郝淑珍过来帮忙，显得黄郝两家的亲密关系，这样大家不就心照不宣了吗？这样也和我商量了一下，我也同意这么办，做菜呢，就由我来掌勺，她来帮厨，就这样这场酒席就开始了。稻田道班当时还是县养路段最大的道班，职工大约有二十几人，我爸爸决定，不管是谁，全都请来，当时在家里摆了两桌，由郝淑珍来当传菜跑堂的，这样大家就更明白了。记得那次做了不少菜，酒菜管够，道班上许多人也很少有这种场合。总之，那天大家喝的很尽兴，互相劝酒，尽情的吃喝，说了些高兴的话，结果二十几人喝醉了的有十几人，这可苦了我，喝完之后需要我一个个背回家去，好在每家都不太远，有几个大个子，如芦海山的父亲芦会友，张宝等人，喝醉了的人死沉死沉的，比平时的重量还要重了不少，我说怎么像死狗一样，被我爸爸批评了一顿，说道，以后可不能这样说人，就这样这场还算浩大的酒席就算请完了。我和郝淑珍的关系以后就这么定了下来。两天后，十一月九日，因为我带的行李多，还带有一个大箱子，一个人拿不了，我爸爸就送我到了汤旺河火车站上火车，第二天，我带着行李到了哈尔滨市和平路的《东北林学院》（那时这么叫，我们毕业后改为了现在的《东北林业大学》）报到，开始了一个大学生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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