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中日新航线开通以后，詹会龙就频繁往返于两国之间，主要忙于两件事，一是完善琉球与鹿儿岛的港口设施，为扩大两国之间的贸易量和日后增加驻军做好准备，在进一步深入了解日本之后，詹会龙已经部分认同了赵旉的观点，对日本生出几分防范之心。再说，不管怎样，有武力作为后盾总是最安全的。

第二项工作则是一项长期任务，但却更为重要，那就是在日本寻找并扶持亲宋派人士，以保护和扩大大宋特别是卫王府在日本的利益。这些日本亲宋派人士之中，固然有像平清盛这样的上层人物，但更多的则是在日本地位并不算高的商人。詹会龙这样做纯粹是觉得大宋在日本的利益以商贸为主，自然要和那些日本商人处好关系，但赵旉听完汇报后却想得更加深远。

在理解了马基雅维利关于“人民的王”这一概念的论述以后，赵旉当时突然想起了前世记忆中的一段历史。改革开放以前，特别是**外逃之后，中国境内根本就没有类似后来“3－14”之类的民族分裂活动，为什么改革开放之后，边疆地区各族百姓的生活改善了，民族矛盾（如果在民众之中获得不了任何支持，光靠外来势力是闹不起来的，当然这增大也只是相对来说，在民族关系上中国比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要好很多。）反而增大了呢？境外分裂势力的煽动自然是主要原因，但六十年代中国与美国还是敌对关系，甚至周边各国根本就没几个跟中国关系和睦，他们获得的支持只会更多，怎么反而闹腾不起来呢？

在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执政期间，对于民族地区的管理，采取的是下层路线，也即是说主要依靠那些出身于解放农奴的少数民族共产党干部。这些人虽然文化水平普遍不高，但他们既能密切联系群众，又对党和政府感恩戴德，边疆地区自然稳如泰山。而在改革开放之后，政治氛围日渐宽松，很多原先在押的少数民族政治犯也得到了释放，其中的不少人还被委以重任，问题也就随之而来了

注1：这段并非笔者杜撰，事实上有些学校在进行珠算特色教学时，同时有将算盘在脑中模拟，升级为脑算的内容。笔者昔日就读的小学就以这一点闻名，虽然那是我上高中以后的事了，但因为小学的校领导一时不察，给那座实验楼起了个叫作“珠脑楼”的名字，谐音令人巨寒，广播里又反复提到，想记不住也难

注2：两者缺一不可，光靠严刑峻法，只会令官府工作效率大减，而且由于生计所迫，官吏腐败还是无法避免的，典型的例子是明初朱元璋统治时期，不过那时虽然吏治达不到朱元璋的预期，但比起中国古代的绝大多数时期，总要好得多了，显然并非全无效果；而光靠高薪养廉却没有严刑峻法配合，就更加愚不可及，因为官吏没有了顾忌，必然更加为所欲为，而高薪待遇则愈发加大了他们的胃口。这样做固然可以收买知识分子，令反对者群龙无首而难以成事，却不但令只能苟延残喘的底层百姓失去对国家和朝廷的认同，也大大削弱了国家的动员能力，一旦遇到强有力的外来威胁，则常有亡国之危，例如宋朝和

第二百零六章各显神通在线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