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价。子产一生，既赢得了庶民阶层的赞誉，也赢得了贵族阶层的赞誉，同时还赢得了保守主义思想家的赞誉。晋国贵族名臣叔向的态度最典型，一方面高度赞誉子产是“博物君子”，一方面又激烈反对子产公开法律。主张回复井田制的孔子，则高度赞扬说：“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子产死后，孔子为之哭泣感慨，“古之遗爱也！”——子产执政，是古风仁爱的遗存。后世的司马迁，也在《史记·郑世家》中高度赞誉说，“子产者，为人仁爱人，事君忠厚。”在春秋战国五百余年的所有改革家中，获得如此普遍赞誉的，只有子产一人。

旧贵族与保守主义思想家，对子产的拥戴与赞誉，说明子产的新政是浅层的，是既维护旧贵族利益的根基所在，同时又有限承认新势力需求的一种社会整合政策。在一定时间内，这种新政使社会获得了安定与秩序。但是，距离真正解决根本性的社会利益冲突，还有很远的路程。这样的国家，在即将到来的战国社会新文明风暴中，是很难站稳脚跟的。

虽然如此，我们仍然必须明白：任何时代的文明脚步，都不是一蹴而就的，都是逐步前进的。子产新政虽不彻底，但却点燃了未来变法的希望，具有铺垫文明阶梯的历史意义，具有建立新国家根基的历史意义。这一点，正是文明历史在转型时代的复合性。站在高端文明的视野，我们必须给予客观公正的评价。

6.鲁国：中小诸侯国的阵痛效应二

在春秋时代的动荡变革大潮中，鲁国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辐射源与阵痛点。

在西周建立的诸侯体系中，鲁国是轴心框架的四大支柱之一。这四大支柱的最初排列次序是：鲁国第一，齐国第二，晋国第三，燕国第四。这四大支柱所处的地域，也恰到好处地扼守在当时华夏文明圈的要害：鲁国控制中原腹地，齐国镇守东部海滨，晋国控制中央高原，燕国镇抚北部诸胡。在这四大支柱构成的轴心框架中，西周王室则居关中、辖洛阳，以广阔雄厚的王畿力量统御天下。历史地看，在长江流域尚未充分开发、楚国又尚未进入西周核心诸侯圈的西周时期，周人设计的这一四大支柱框架，确实构成了大局稳定的轴心体系。

当然，鲁国的地位之所以重要，更在于它是以周公为始封君主的最重要诸侯国。对于西周文明的创建与稳定，周公的作用与意义，无论怎么肯定都不过分。这里需要清楚的是，周公之后的鲁国是否真正起到了四大支柱的作用？也就是说，春秋之前的鲁国，对于西周文明的发展与稳定，究竟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弄清这一问题，对于我们理解春秋时代的鲁国动荡及其变革，具有基础的意义。

公元前1042年至公元前1021年之间，周公死了。因为周公的特殊功绩与特殊死因，鲁国获得了惊人的荣耀与权力。最为显赫的是，鲁国拥有了使用“天子礼乐”的巨大权力。在当时，天子礼乐的核心点，是直接以周文王为祖先，建立宗庙供奉，并定期举行祭祀的权力。按照周礼，即或是王族诸侯，也不能直接以周文王为祭祀祖先，此所谓“诸侯不得祖天子”。所以，鲁国在周公死后得到的这一天子礼乐权力，实在是当时天下诸侯中的惟一光环。可是，自实际的第一任君主伯禽死后，西周时期的鲁国便在巨大的光环下沉沦了。

第四任君主鲁幽公十四年，鲁国发生第一次政变，幽公弟弟弑君自立，破坏立嫡制度。

第六任君主鲁厉公三十七年死，鲁国再次破坏立嫡制度，贵族拥立鲁厉公弟弟即位。

第八任君主鲁真公三十年，鲁国贵族第三次破坏立嫡制度，拥立真公弟弟即位。

第九任君主鲁武公九年，当时的天子周宣王再次破坏宗法制的立嫡立长制度，以王命形式册立鲁武公最小的儿子“戏”为鲁国太子。这件事，遭到了周室大臣樊仲山父的强烈反对。他发出的警告是：“废长立少，不顺。……天子建诸侯，立其少，是教民逆也。若鲁从之，诸侯效之，王命将有所壅。若弗从而诛之，是自诛王命也！”

第十任君主鲁懿公即位九年，鲁国发生大动荡。事件的过程是：那位被周宣王册立的太子即位，是为鲁懿公。他即位九年，便被其兄长的儿子伯御发动政变杀死，伯御被鲁国贵族拥立为君主。周宣王发怒，发兵讨伐鲁国，诛杀了伯御，重新确立了鲁懿公的弟弟，这就是鲁孝公。史料的记载是：“自是后，诸侯多畔（叛）王命。”

第十二任君主鲁孝公二十五年，镐京事变爆发，西周宣告灭亡。

检索西周时期的鲁国大事记，可以看出：在整个西周时期，鲁国的作用与地位每况愈下，非但没有在西周王室多次讨伐戎夷的战争中做出重大贡献，也未见在王室政治事变中有任何重大作为。尤其是在镐京事变爆发后，鲁国的作为始终乏力——既未发兵勤王，又不能在护送周平王东迁中全力以赴。

与此相反的是，鲁国作为创建西周礼制的周公后裔，连篇累牍地破坏宗法制，侵蚀西周政治根基。最后，竟至于与周天子联手发昏，对诸侯体系产生了极为严重的连锁破坏效应。凡此等等，都意味着一个事实：西周时期的鲁国，已经逐渐沦落为一个迂腐沉闷的超级诸侯，空有其名，未见其实。

（1）西周初期周公对鲁齐两国的政治预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