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开创的统一法治的本色。

其二，法典释文一部，残存50余条。所谓“释文”，大体相当于今天立法机构的法条解释，或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即或在今天，这样的法律解释，也是具有法律效力的法律文件。秦帝国汇编这种解释，并附于法典之后，自然是法典的有机构成部分。

其三，法律答问范本，189条。这是中央大法官汇编的问答范本，附在法典文本之后，以回答地方官员行法中随时可能出现的问题。

其四，法律文书范本，25例。这是中央司法机构——廷尉府，提供给郡县司法官员的司法文书范本，主要是记录犯人供词的规范记录方式。

其五，官府公布法律政令的文告范本。帝国建立之初推行统一法治，必然经常有新的法令颁布，需要郡县官府书写文告公布。基于当时的文化不普及状况，中央提供官府文告范本，是有很大的实用效果的。

其六，官员守则一部——《为吏之道》。从内容上看，这是秦帝国对所有官员的吏道准则，附在法典之后，实际也是官员的行法准则。这部守则以现代排版方式计算，大体有2110字；在竹简书写时代，这算很长而且很细密的文件了。

让我们最简单地列出帝国官员守则中的几条，看看那个时代的官员操守。

..凡为吏之道：必精洁正直，慎谨坚固，审悉毋私，审当赏罚……

........审知民能，善度民力，劳以率之，正以矫之……

.....毋喜富，毋恶贫，正行修身，祸去福存。

.....……

吏有五善：一曰忠信敬上，二曰清廉毋谤，三曰举事审当，

.......四曰喜为善行，五曰恭敬多让。五者毕至，必有大赏。

..吏有五失：一曰见民倨傲（官架子太大）；二曰居官善取（贪污敛财）；三曰贱士贵货（轻视人才，看重金钱）；四曰兴事不当（追求政绩工程，与民有害）；五曰善言惰行（说大话不做实事）……

能审此行，无官不治，无志不彻，为人上则明，为人下则圣；

君怀臣忠，父慈子孝，政之本也；

志彻官治，上明下圣，治之纪也。

……

除害兴利，慈爱万姓；毋罪无罪，无罪可赦；均徭赏罚，毋使民惧。

赋敛无度，临事不敬，苛难留民，决狱不正，废置以私，兴事不时……（凡此诸行，）戒之戒之，言不可追；思之思之，谋不可遗。

这部帝国官员守则，给我们鲜明地呈现出了帝国政治生活中丰厚的道德底蕴。

厚德载物者何，宁非如此哉！

它给我们提供的历史事实是，帝国在崇尚法治的同时，对于“暴政”是深恶痛绝的。帝国对国家官吏有着很高的职业操守要求，对整个社会也有着很高的道德要求。这些职业操守与道德要求，渗透着华夏民族久远的“厚德载物”的历史传统，也深深渗透在法家政治理念与法治实践之中，而绝不仅仅是某一家学说所认定，或仅仅只有某一家所坚持的。

这一历史事实说明，秦帝国的法家政治，既不是基于推行暴政而产生的政治学派，更不是否定华夏道德传统的历史恶势力。战国法家政治理念，与秦帝国推行统一法治的理念，都是力图以法治途径实现最高的道德境界。在政策实践中，则始终贯穿着《商君书》开篇申明的“法以爱民”的精神。尽管，它有着种种为时代局限所决定的必然的历史缺陷。但是，帝国时代在政治实践中表现出的丰厚的道德精神，仍然有着久远的历史意义，对当代的我们无疑是一笔具有深厚历史价值的政治文明遗产。

6.创建统一经济制度

秦帝国统一文明的另一个基本面是创建了统一的经济制度。帝国对经济制度的整合统一，主要在四个基本方面：土地制度、生产制度、货币制度、标准度量制度。让我们来相对具体地看看这些方面的统一改制。

（1）第一方面，确立全面的新土地私有制度

战国时代，土地私有制已经成为普遍现象。私有制的主体，最主要的是三个阶层：新兴大地主阶层，中小地主阶层，自由民阶层。历经战国两百余年深刻普遍的变法运动，各大战国基本上都进入了新兴的土地私有制时代。但是，由于战争频发，由于各国变法程度不同、政策不同、政治清明程度不同、经济发展各有差异等原因，土地的私人占有状况仍然呈现出极大的不均衡状态。最主要的基本弊端是：广大自由民亲自耕耘的私人土地占有数量很少，又得不到稳定的保障。许多自由民因失去土地，不得不依附于封地领主或大中地主，成为“佣耕民户”。秦帝国建立，要全面恢复发展农耕经济，就必须解决土地占有的极大不均衡这个根本问题。

秦帝国解决土地问题的一个大政策，就是始皇帝三十一年，也就是公元前216年颁布的新法令——“使黔首自实田”。黔首，是秦帝国对民众名号的新规定，实际所指就是官员阶层之外的各行业人民。从这项法令的适用性看，“自实田”的黔首（人民），其主要部分无疑是农耕自由民。但是，也包括了没有官方身份的大中小地主。这一法令，在实际执行上有四个层面：

其一，官府派员登录，地主与农民自己申报自己的土地数量；

其二，官府发布公文，确认黔首自报数量的土地为该黔首所有；